从编辑视角初议学术论文的写作问题

　　从编辑视角初议学术论文的写作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关联性因素具有相当的多元性与结构性，目前历史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学理性分析，但大家公认的一大诱因是目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年度考核压力。就笔者所在的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在党史研究群体的世代更替进程加快的态势下，考核压力几乎无法给年轻研究者创造出从容写作和精致修改的条件，即使一些成熟的学者也会在这种压力下出现写作粗糙的现象。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野观之，年轻研究者学术写作能力的欠缺更是有因可循。由于巨大的升学就业压力，年轻研究者在从小学到本科的长期学习进程中，并没有接受过完整而有效的论文写作训练。中小学的写作训练大多以带有浓重的公式化和格式化色彩的应试文章为主，并不会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逻辑与理论分析能力。及至硕士和博士阶段，相对松散的教学模式，使得很多导师无意也无暇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论文写作训练，更何况目前很多导师自身的写作水准尚有努力的空间。这一切都导致当下的很多研究生以及步入历史学界的年轻研究者的学术论文写作，缺乏系统性和自主性的长期训练。可以这样说，长期快节奏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以及高度功利化的学术考核机制，没有给绝大多数年轻研究者以充足的学术训练。

　　互联网思维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随着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语言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学术领域，它具有强烈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很少经过稳妥周密的考虑，怎么想就怎么写，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一代年轻研究者的思维路径和写作模式。如果研究者缺乏足够的自我警觉，难免受到不良影响，尤其不愿在遣词造句、精雕细琢、反复斟酌等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甚至有年轻研究者主观、错误地认为在当今时代已然没有多少人会介意语言表达和文字水平，“信息”传递、“话题”热度和阅读“流量”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这种情况已在笔者与若干研究者的交流与沟通中得到了证实，一些年轻研究者也坦承自己的学术写作的确受到了网络语言生态的潜在影响。因此，如何在目前高度仰赖网络环境的情势下，摆脱或至少控制互联网思维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应该是今后历史学界能否从整体上提高学术写作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

　　由上可见，学术写作能力并不是由年龄增长、学历上升和学识提高等因素所必然带来的自然结果，而是需要坚持不懈地训练、调适和提高。这是一个必须有意为之、艰苦磨砺的过程，也需要研究者在逐步培育规范、独特且有效的写作风格之际，警惕形成固定、僵化的写作模式，对于自身的学术写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治学理念抱持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态度，进而培养出稳中求变、不断创新的写作与研究能力。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年轻研究者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在尚未获得良好的基础写作能力以及规范的学术写作训练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入各种压力状态下的缺乏自我警觉和反省的持续写作，非但没有促进学术写作能力的实质提升和良性循环，反而养成了一系列习焉不察的写作“恶习”。

　　揆诸笔者多年来的编辑工作“史实”，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占比来看，绝大多数来稿都带有明显而浓厚的“疾速写作”“第一时间投稿”气息①，基础文字表达水平低下，学术写作规范意识薄弱，存在的不足、缺陷和弊端可谓形形色色、林林总总，难以详尽列述，兹粗略举例(但远不止于此)。从基本的写作态度和文字功底来看，错字别字、标点误用、语法错误、句式杂糅、语句不通、词汇贫乏、表意不清、随意使用规范性名词、自问自答等现象非常突出；从学术论文的基本要素来看，摘要不确切、关键词“不关键”、学术史评述缺失或失焦、注释格式不规范等现象非常普遍；从选题的科学性视角来看，问题则比较繁多，大致包括选题重复(尤其是同质性的个案研究浮泛)、选题的非典型性或弱代表性、选题的边缘性(尤其是无法触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议题”)、时段过长而导致无法驾驭的宏观历史问题、主要基于材料获取便利考量的临时性选题、过于“当代性”的选题(将历史问题等同于现实问题)、具有显著争议性的选题、以概念和理论涵化或图解历史的选题、将学位论文分章节发表的断裂性选题、宏观历史价值缺失或不明的史实考证等；从史料收集与利用的角度来看，史料来源单一、盲信史料信息、史料堆砌、直接引文泛滥且错误百出、过度引用等情况较为严重；从历史论文的主题设置角度来看，存在着中心主题不明确(甚至在一篇论文中出现“双主题”“多主题”)、文章主题与论证内容脱节即“偏题”“跑题”、各级标题概括不准确、主副标题的内容倒置、结构设置不合理、各部分篇幅畸轻畸重、结尾部分“高开低走”等不足；从“问题意识”的维度观之，缺乏统摄性的“真议题”、历史解释不足、理论创新意识匮乏等问题则较为明显，往往致使论文的叙事性过强而思想性较弱、缺乏长远意义的现实关怀；等等。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学术写作中浮现的诸多不足，与年轻研究者缺乏较好的形式逻辑训练之间存在正关联，常常导致很多论文出现诸如前言不搭后语、叙述逻辑混乱或跳跃、上下文衔接不清晰、叙述层级不一致、微观与宏观脱节等缺陷。

　　从编辑学的角度看，学术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强逻辑关联，亟须历史研究者和学术编辑共同努力，作出整体性的分析，探索问题成因，寻求解决路径。比如，一段时间以来，党史研究论文中普遍存在大篇幅、长段落、不加剪裁地直接引用史料的现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论文的文字表达水准。受限于诸多历史条件，生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由基层组织书写的不少党史文献，大多存在着文字粗糙、语法错误、逻辑跳跃以及不符合当代文化标准和审美观念的语言表述等问题。但目前不少研究者养成了过度直接引用史料的写作习惯，即使间接引用也基本照搬原文，从而造成全文引号泛滥、史料堆砌以及文字表达“报刊化”“文献化”的粗劣气象，历史文件语言与研究者的叙述语言混杂、纠结在一起，甚至连研究者的历史叙述语言都带有历史文件语言的表达风格，这就必然在局部或整体上直接影响文字表达的通畅感，很多情况下难以卒读，阅读体验极差。现代史学观念一般认为，研究者与史料之间是解读与被解读的关系，史料本身并不等于历史，“让史料自己说话”并不等于“让史料替作者说话”，历史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对材料的消化、吸收和转化，大量的直接征引无疑会严重削弱研究者的主体性。

　　职是之故，年轻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加强概述史料信息的能力，从学理上重新审视直接引文的学术性质、功能和价值，在必须引用且可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时方才直接引用史料，严格控制直接引文的数量和篇幅，提升引用的质量和效果，防范因直接引文不当而导致的文字表达水平低下。实际上，过于频密地直接征引史料体现了一些研究者在史料收集、整理和使用方面的无批判性或弱批判性。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不少党史文献具有生产机制不明晰、历史信息的不透明度更大等特质，如果研究者盲信、盲引这些史料，会严重削弱和降低论文的“历史性”“历史感”。笔者在近年来的审稿工作中，不时发现一些文章只是通过类似工作总结、工作汇报等档案文献，来反溯相关历史事件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线索，且在论文中大量直接引用这些文献，不仅造成文章的语言表述带有浓厚的“报告化”色彩，拉低了论文的文字质感，而且直接导致整篇论文形成“格式化”的写作模式，对于历史论文最为关键的时间线索、历史分期和叙述逻辑等却因此陷入混沌状态。总之，直接引文的过多征引所引发的问题很多，应该引起历史学界的高度注意。据笔者的写作体验，在高度注重完整、准确地消化和概括历史文献及其信息的基础上，将其与必须直接引用的内容整合为文字风格相对统一、叙述逻辑紧密衔接的“语言共同体”，既可以弥平不同时代语言风格之间的裂隙进而使文字表达更为顺畅，又可以在注重文字概括和上下文过渡的叙述过程中锻炼形式逻辑能力。

　　承上所论，目前学术论文写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憾，有些属于研究和写作的态度问题，有些属于文字表达基本功欠缺的问题，有些则是因为对历史研究本质的理解有偏颇。由于这些写作问题在经年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改进，一些研究者渐次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写作习惯，给编辑的日常工作带来了直接而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在这种情势下，仅就笔者服务的《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的具体工作来看，绝大部分日常来稿和一些专门约稿因写作水平低下而无法通过编辑部的审稿程序，其中不乏具有较强选题优势和较好史料基础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智力浪费”。即使通过审稿程序的不少文章，也存在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写作失范现象，后续的编辑与核校工作并不轻松。近十年来，笔者每每编辑完毕一篇存在诸多写作不规范情况的学术论文，都有一种类似从一片遮天蔽日、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里不断搏杀、奔突到开阔大地的独特体验，丝毫不亚于自己进行历史研究和学术写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笔者不止一次听闻编辑同行反映，最令编辑头痛不已的境况就是一篇学术论文拥有很好的选题、史料和观点基础，但在编辑过程中需要对几乎每一句话加以斧凿和润饰。

　　再如，在《中共党史研究》的三校流程中，每一校次都会将清样稿返给作者，形成编辑与作者共同校对文章的做法，以持续提升消除所有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可惜很多作者并不重视文章最初的文字版和清样稿，在进行到二校或三校的时候才开始发力，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改动，而这些改动均需编辑逐一衡估和敲定并誊写到编辑稿中，无形中极大地增加了编辑工作量，加大了出现二次甚至三次错误的可能性。还有很多作者声称认真地完成了多次的直接引文核对工作，但编辑在检查核对的过程中仍然发现了不少硬伤性错误。为了腾出更多校对时间，有时不得不暂缓刊发。但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即使经过一次或几次的编辑合作，一些研究者的不良写作习惯，仍然在下一次投稿的文章中未获明显改善，其中甚至包括不少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成熟学者，这种状况使笔者在内的很多编辑都颇感沮丧、困惑与无奈。学术写作中的问题和弊端如此明显而严重，却又如同“皇帝的新衣”被很多研究者视而不见。

　　就笔者的现实感受而论，目前学术论文写作中的诸多弊端，其本质毋宁说就是一些不良的写作习惯。这种不良写作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学术论文背后所承载的急躁的功利化诉求，学术论文被“异化”为实现各种现实利益的工具，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本质，“我们现在的发表狂对思维的尊严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而社会可能赋予学者的权威正是以这一尊严为基础的”。②由是言之，年轻研究者若欲打破不良写作习惯与功利化诉求之间的恶性“互为”关系，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抵制外在诱惑，平心静气地坐冷板凳，回归学术本质，培养“战略定力”，“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③退一万步讲，历史研究者即使有现实和功利的考虑，也不能完全无视学术与学者的基本尊严。

　　从学术刊物的角度而言，之所以如此强调写作问题，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文章的写作水平都是编辑和作者在合作过程中首先面对的“客体”，至于文章的思想、观点、方法等在处置次序上都不得不让位于写作质量。无论研究者的治学能力有多强大，史料收集与利用有多充裕，学术思想和观点有多新颖，理论和方法有多前沿，如果写作本身存在缺陷或文字表述水平不高，那就等于前功尽弃。论文写作及其水准既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这种结果的基本载体，写作本身的水平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作者的历史研究水准，文字表达和写作水平亦由此直接决定了一篇学术论文的成败得失，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绝非夸大之辞，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相对于厚重冗长的学术专著，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学术刊物出现的文字硬伤等失误更为敏感，这些错误也更容易被发现，遑论刊物所属单位和出版管理机构对学术刊物还有严格的质检或年检制度。如论文在发表出版以后被发现存在硬伤，显然会极大降低学术刊物和编辑的声誉，当然也会明显降低作者本人在历史学界的学术观感，这是典型的“双输”“互害”。文字表达、文字规范的问题貌似微渺，但在当前比较浮躁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如果一个作者非常重视文字规范和写作质量，那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他有意愿、有心性全面检视整个文章的史料、叙述、结构、逻辑、观点等更为重要的维度。反之，如果一个作者不重视文字规范和写作面貌，也很难说他在短时间内观照到了文章的各个重大方面。这就是高度强调文字规范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何本来属于技术性层次的文字规范，现在倒成了决定文章能否发表的“战略性”问题。

　　同时，编辑固然承担着拟发表论文的文字编辑责任，但如果编辑仅仅成为或被迫成为单纯的“文字匠”，也不啻于另一种“智力浪费”，毕竟学术刊物及其编辑拥有独特的信息资源和观察视角，可以为所属学科的整体学术进步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在这个问题上，《史学月刊》前主编李振宏的认知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我们深知，编辑不可能比学者更高明，刊物主办者不能对学术指手画脚。但是，就学术发展的状态说，单个人的研究，总是处于散在的状态中，而众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则毫无疑问会呈现一种风气；而这种风气则在学术传播的同时，推荐阅读：国科金。影响着整个学术群体。所以，刊物的主办者，在引导学术风气、规范学术秩序、形成学术趋向等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术期刊只有承担起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责任的时候，坚定地站在学术发展的前沿阵地的时候，才可能为学界所注目，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关注，也才可能奠定期刊在学界的稳固地位，真正成为学界的一方重镇”。④近些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条件和环境获得了巨大改善与进步，研究者获取资料、信息、思想和理论资源的途径得到极大拓展，但整个国家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学术评价机制的主导性增强以及学术刊物之间的高强度竞争等因素，推促“时间”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学术刊物亟须在芜杂的日常工作与争取更多优质学术资源之间保持艰难平衡，学术编辑也需要协调日趋繁重的编辑任务与自身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篇在文字表达和学术规范方面非常优秀的历史论文，会大大减少编辑的工作量，从而为其腾出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不断提高编辑能力，把脉历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动向。正因如此，年轻研究者若能抱持对自己和学术刊物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仔细地写好每一篇学术论文，持续提高自身的学术写作能力，切实减轻编辑的工作压力，与编辑形成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良好的合作与双赢关系，进而型塑“负责的编辑”与“有心的作者”之间更具建设意义的张力性学术结构，相信会对稳步提升研究者的学术写作能力和编辑的创造性工作水准产生积极的促动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简要点出了一段时期以来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广泛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多少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目前很多年轻研究者追求的是文章的可发表性，而编辑则更多地强调论文的科学性，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温差”，需要研究者与学术编辑付出同等重要的努力来弥补这一鸿沟。事实上，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特定逻辑和内在规律。研究者只要坚持主动、严格而长期的艰苦训练，并在持续不断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保持对自身问题、不足和弊端的及时警醒与自我批判，就可以步入学术论文写作的“正规生产线”，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历史学论文，进而滋育自身的学术逻辑和理论创新能力。唯其如此，研究者才有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刻真正地“飞跃流水线”，完成治学能力和思维品格的自我超越，为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进步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创造性贡献。

　　学术研究是一生的志业，而写作更需一生的修炼，新一代的年轻研究者有必要透过严谨规范的学术写作，树立对于“学术”的敬畏之心。为了从学术编辑的角度就学术论文写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笔者从前两年开始全面梳整和解读《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的三审意见与外审意见，努力从中总结出有关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负面清单”，亦即规范的、理想的学术论文写作至少应该规避的问题，并与相当多的年轻研究者就此做了具有实效性的沟通与交流，今后将陆续成文，提供给年轻研究者参考。笔者坚信，学术编辑是历史学界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其掌握的独特的学术信息以及由此型塑的独特学术体验，在提高历史论文写作能力乃至提升历史研究整体学术水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似乎比以往想象的更加重要。在这方面，学术编辑绝不可妄自菲薄，可以做、应当做、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①在此无妨温习一下马克思在从事原创性写作时的态度和理念：“至于我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实际上，此处所说的“两个月”可以视为一种虚指，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著作的写作与修改时间都非常漫长，以至于一些马克思研究者认为：“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总是不愿将每一篇文章视为最终定稿因而他不愿放下手中的笔。”参见雅克·阿塔利著，刘成富等译《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就此论之，身处严重的政治危境与生活困境中的马克思都如此严苛地对待写作，身居优渥条件下的新一代年轻研究者又有什么理由和资格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写作呢?!

　　②林赛·沃特斯著，王小莹译：《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5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④李振宏：《沉甸甸的责任——主编〈史学月刊〉16年的做法和感悟》，《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