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管理将有大动作发展应有新思路 专家观点

　　研究生教育管理将有大动作发展应有新思路 专家观点。本文不仅帮未参会的读者朋友梳理了会上各位报告嘉宾的主要观点，还从一名研究者的角度，给出了自己对于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一些感悟，可谓既有干货，又有感想，值得一读！

　　2020年6月6日，研究生教育治理与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受疫情影响采用线上会议形式，京外的报告人也是线上报告，但听众超过2000人，可以说远超普通的现场会议。

　　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司唐继卫二级巡视员预告了今年研究生教育即将发生的几件大事。

　　6月下旬即将召开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这将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国务院相关领导将会出席。

　　一系列有关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文件即将发布，如三部委将共同发布《关于深化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还有若干配套文件，如《专业学位发展方案》、《有关博士生导师岗位设置的意见》、《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等。

　　他还指出了有关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新改革举措。

　　他认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定是为建设“创新型的强大国家”提供服务和支撑的。国家在创新上不仅要大（在总量上大后，在人均上也要上去），还要强大（不能仅仅在产业链上一个或某个阶段上强，还需要全产业链上都要强）。在研究生教育中，创新既包括学术型博士生的原创知识创新，也包括专业型硕士博士生的实践知识创新，同时还包括原创知识的应用与扩散。

　　他认为，研究生教育从大到强大，在发展思路上一定是一种“范式转换”。在“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外部统一的布局力量即宏观管理产生了重大贡献，但在“从大到强大”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外部统一布局与规模扩张做加法就起不到很大作用了。如何真正提升创新的内生动力成为关键。

　　需要警惕“失去热爱的勤奋”，需要“痛恨平庸”、需要“跟过得去过不去”。研究生教育从招生、培养、学风建设、学位授予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需要体现“激发内生创新动力”这个新思路。

　　我国要做研究生教育的强大国家，就需要成为全球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者、研究生教育模式的确立者、以及完整原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的输出者。

　　他还在报告中指出导学思政、学位授予从0/1解到连续体、创新是一种生态、服从与追随的差别、Great的敌人是Best、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人才、”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人文红利“等新颖的概念与看法。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刘惠琴研究员报告了其牵头编制的《2018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清晰的结构、详实的数据、多角度全方位的发现自不必说，单是其中一些数据就很能说明当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状。在这里列举一些：

　　发表的国际高水平论文中在校研究生贡献率达23.6%，国内高水平论文在校研究生贡献率达24%。博导生师比3.68:1，硕导生师比4.87:1。自科项目参与人员一半以上为在学研究生。直属高校博士生去党政机关和企业就业占比为4成。全国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占比为0.8%。千人注册研究生仅1.9，只有美英法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在学博士生中留学生占比为5.3%，远低于欧美的30%+。

　　数据告诉了我们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状，但数据呈现的仍然是碎片。团队精心构建的研究教育发展指数则能看出整体面貌和长期趋势，让数据有了新的表征。从2009年到2018年，团队基于十年的学术积累，挖掘了数据的价值，探寻了发展的规律。

　　指数分析发现，自201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态势可圈可点，是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全方位良性发展的综合体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江苏省学位办的杨树兵主任从高水平大学的评价、优势学科的评价以及研究生教育的评价三个方面介绍了各种评价创新举措。

　　在介绍优势学科评价时，他展示了学科如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几个案例。这说明通过案例展示是可以实现学科服务社会能力的评价的。这与THE排名中通过案例展示高校是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介绍研究生教育评价时，他指出高校综合评价得分由省外专家网络评分（60%）+高校相互现场评分（40%）而得。这就使评价的总结性和形成性能够兼顾，因为现场交流起到了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作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张静副院长则介绍了该校导师培训的创新举措。她指出全程化、系统化、个性化、拓展化是其导师培训体系的特征，特别是将导师成批选送至顶尖大学开展培训起到了很好效果。

　　作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新兵，本人认真学习了每场报告，结合自身的认识，有如下两点感悟：

　　5月29号，美国发布禁令，禁止中国实施或支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实体资助、雇佣或就读的中国学生学者进入美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并不阻止中国学生来美国读本科。

　　早些时候，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说，“如果中国学生想来这里学习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文集》，这才是他们在美国需要学习的内容，他们不需要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可见推荐阅读：EndNote，美国政府是把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与STEM、国防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当成了战略资产进行管理，对中国实施新形式的“禁运”。

　　总书记指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么在高精尖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方面是否也需要有这种底线思维呢？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存在中国是被动应对、禁止这些学生学者赴美也禁绝不了学术交流、技术扩散有无数的台面上以及台面下途径、美国这样做自身也会受损等等因素，但如果回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生能大批赴美留学其实是美国需要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交易筹码”之一。没有什么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只要利益关系和竞争态势变化了，一切都可能变化。

　　因此，我认为要从更加战略的角度去看待研究生教育。具体到当下，需要盘点当前我国在高精尖专业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存量，估算水平和能力。同时，这些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单位需要适度扩大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质量观和评价观也需要改变：不能再将有多少学生出国读研读博深造当成一种本科教育结果质量的评价指标了。毕竟，美国政府将“去美国送学费和消费”的专业和这些高精尖专业还是分得很清的；而当前的部分评价指标有助推brain drain之嫌。

　　总体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一样，还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发挥极大的作用，正如报告中杨斌副校长所提的“外部统一的布局力量发挥重大作用”。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实践”。学校、院系所、导师自主性的发挥是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应该呵护并鼓励这种自主性，而不是动辄以“程序公正”、“严格规范”等口号、名义去消解甚至破坏这种自主性。很多时候，基层学术组织有足够的智慧、动力以及依据去开展包括研究生培养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

　　张应强教授曾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应该从“类市场化”治理向“准市场化”治理转变，建立多元主体基于信任的高等教育合作治理机制。

　　“信任”二字将政府与高校、高校与院系教师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精髓传神地表达出来。试想一下，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有多少“不信任”基层学术组织的管理行为？有多少导致层层加码让基层疲倦不已乃至偏离初心的“问责”？

　　前几天我院（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者注）刘献君教授在介绍其举办“大学校长班”的经历时说，当时有一位校长班学员论文的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校的科研搞不上去？”。这种题目其实非常适合EdD.来做，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好题目。刘老师说，这个题目放在今天可能过不了关哦。

　　闫光才教授曾在“破五唯”主题的一次会议上直言：“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各种各类外部评价特别是优选评价，有必要慎之又慎，需对其风险与负效应做充分的预估，如果存在潜在的风险，宁可缓评、少评甚至不评”。须知，这些外部评价大多数是“外部统一的布局力量在发挥作用”哦。

　　笔者浅见，在研究生教育领域，重点不在于要搞宏观主题式的“大改革”，而是要保障培养单位和导师自主开展“小改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