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理论资源与经验研究——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

　　【作者简介】贺雪峰，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刊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11页。

　　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获得经验研究的支撑，经验材料为理论观点提供强有力论证。当前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主要目标应当是用古今中外尤其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中国现时代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理解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通过理解中国经验，就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验的一般性抽象概括提炼，也就形成了若干社会科学理论，再将这些理论放置到更广泛的中国经验乃至世界经验中检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当作资源和工具而不是拐杖。只有真正懂得了实践和经验，才能真正懂得理论。经验贯通才有想事的能力，经验没有贯通，理论就是认识障碍。

　　社会科学研究中，一对最基本的关系是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显然不能只是罗列现象，而必须对现象的本质进行把握，必须能解释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必须能理解经验与实践。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显然也不能只进行抽象思辨，理论思考不能脱离具体经验。一项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是理论从经验中生长出来，理论不能脱离经验，经验丰富滋养对话理论，经验脱离了现象层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一般性，理论却仍然具有具体性，基于经验又高于经验。理论与经验之间相互对话、相互激发，才能成就好的社会科学研究。

　　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理论观点与经验两张皮的现象。形式上看，论文是以经验作为基础的，经验又是通过调查获得的，不过，论文中的观点完全不需要经验就可以推导出来，经验仅仅成为论文的修辞。因此，理论与经验之间实际上完全没有对话，理论观点不是从经验中提炼出来，也没有真正用经验来论证，理论与经验放在一篇论文中，实际上却没有关系，各是各，两张皮。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篇论文只有现象罗列，没有深入的理论提炼，没有一般性概括，这当然也不是一项好的社会科学研究。

　　以上讨论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有三种具体表现：仅仅罗列现象的研究，仅仅进行抽象理论思考的研究，从经验中提炼出一般性概括即理论的研究。在第三种表现中，普遍存在表面上是从经验中提炼理论，实际上理论观点与经验材料根本就没有关系，两张皮，这是当前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存在的普遍问题。

　　这样一种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不同于理论资源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因为这里的理论是经验研究本身的结论，是理论观点而不是进行研究所要使用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在当前进行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不能不使用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和方法工具。经过数百年发展，当前世界上已经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经验研究进一步丰富发展完善现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二是通过理论研究深刻理解经验与实践。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很强地方性知识特征的情况下，利用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具体时空条件下面的经验与实践，既有助于完善理论，又有助于深刻理解实践，并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基于具体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

　　这样一种理论资源与经验研究关系中的理论资源，与前面一种理论观点的理论，是两个不同的理论。

　　一项好的经验研究，包括好的博士论文，当然要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和方法工具，又要从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总体来讲，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缺少好的经验研究作品，博士论文普遍存在经验与理论的两张皮，其中原因就在于当前社会科学博士训练中存在对理论与经验及其关系的误解，比如，对理论的误解是将社会科学理论当作真理、教条而非启示；将经验下降为现象，将社会调查下降为搜集资料；对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最大误解是普遍存在以理论去切割经验，而不能让理论服务于对经验的理解并因此从经验中提炼抽象出新的理论观点来。

　　一项好的研究必须要具备两个基本能力，即想词的能力和想事的能力。想词的能力即理论思维能力，想事的能力即真正沿着经验本身逻辑追问思考的能力。只有同时具备了想词的能力和想事的能力，才能做出好的经验研究来。而想词的能力和想事的能力都必须要经过艰苦的训练，这个训练就是我们常讲的“两经”训练，即“经典+经验”的训练。

　　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凭空而起，必须建立在已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面。经过数百年发展，社会科学已有相当成熟、丰富的理论与方法，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建立于现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之上。因此，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掌握了现有主要社会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再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才可能做出创新性的真正好的研究来。

　　当前大学教育的一个普遍模式是，通过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编成教材，由大学老师通过课堂教学，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抽象为脱离时空条件的一般结论一般规律，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学习这些脱离时空条件的一般结论一般规律一般理论，获得了很多新概念、新方法，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与方法工具。因为有了这些理论知识，就可能用这些学到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工具来理解经验，解析经验，并因此获得对经验的新理解。这样一种对经验的理解，因为有了理论资源而可能相当深刻，当然也可能因为运用理论不当而强行切割了经验本身的逻辑，误导了对经验的理解。

　　之所以理论可能切割经验和误导对经验的理解，是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理论一般都是有前提的，是具体的，是有具体时空条件限制和适用边界的，甚至只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普适的一般化的真理。因为具体时空条件不同，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就不同，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也会大为不同。正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是具体的，是有条件的，是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非一般性真理，社会科学理论就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适用范围、具体前提不同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也往往不是最新的理论代替了过去的理论，而只是在过去理论解释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解释维度，新旧理论之间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既然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具体的，是有前提和预设的，甚至是地方性知识，学习社会科学就不能只学习一般结论，而要进入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学习社会科学一般结论推导过程；不只是掌握具体理论结论，而且要掌握如何得出理论结论的过程和方法。也是因此之故，通过教材和课堂及通过老师灌输来获得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必然是不够的。

　　因此，要做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同时获得社会科学的两重训练：一重训练是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二重训练是学会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其中关键又在于提高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不是文学的、自然科学的）。这两者都是想词的能力。前面通过课堂学习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往往只是结论，是具体的知识，也是具体的词。后面通过提高社会科学理论思维能力，才是最为根本的想词的能力。

　　能否获得社会科学思维能力是能否做出一流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如何获得社会科学思维能力？最重要的办法是让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己去阅读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所谓经典著作，就是当前仍然对学科具有影响的著作。经典作家讨论的都是基本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影响了后续研究，他们思考的深度都达到了曾经的高峰，他们往往创造了独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做出了一流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通过广泛而体系化的经典阅读，可以同时获得两种训练：一是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二是具体知识的积累。只有通过经典阅读才能潜移默化地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离开长期而艰苦的经典阅读，仅仅通过课堂教学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理论思维能力训练的，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

　　当前社会科学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对经典阅读的强调，绝大多数研究生都没有系统阅读本学科的经典著作。当前教育体制实际上也没有为研究生系统阅读经典提供条件，反而是不断强调课堂教学和专业文献的阅读。课堂教学最多只能学习理论知识与方法工具，不可能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同时，专业文献的阅读也重在专业知识积累，而没有真正的理论思维训练。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训练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注重具体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与方法的学习积累，忽视远比这些具体知识和方法重要的理论思维能力训练。社会科学理论思维训练的目的应当是训练出具有强大理论思维能力的研究主体，而不是通过社会科学训练让研究者的头脑被具体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格式化、教条化。让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理论训练更多是让研究者头脑被具体知识和方法格式化了，尤其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几乎无不如此。

　　我们一定要明白，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具体的，是有前提和预设的，是地方性知识，是启示而非教条，因此，社会科学理论一定不是真理，一定是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只为我们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提供具体结论。理论是思维的工具，应当转化为思维能力，而不是认识屏障。将社会科学理论当作教条去切割经验而非用社会科学理论去理解经验，是不可能做出真正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

　　既然社会科学理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真理体系，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就不是背诵社会科学的具体结论与词句，而是学会社会科学思维方法，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只有具有了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真正做好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是关于经验的研究，是对经验的解释，对经验内在逻辑的揭示、概括和一般化。经验不同于现象，同时经验又具有极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经验是人类实践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测不准性，即人是有自我意识和反省能力的，因此，研究人类实践经验的社会科学，十分不同于研究客观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

　　正是经验的极端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面的研究，社会科学结论都是有预设和前提条件的。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只是选取决定经验的几乎无限变量中的有限变量进行研究。一项好的研究通过选择关键变量来解释经验的逻辑，理解经验的本质，预测经验的走向，这些关键变量的选择很多时候只是基于经验当下的时空条件，或者说，换了时空条件，关键变量的选取就应当不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具体的，都是依赖于不言自明的时空条件的。将具体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化为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就可能会脱离时空条件，这样的理论就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应用到实践中就是危险的，就会产生教条主义。

　　经验先于理论，同时又正是理论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经验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经验先于理论，所以做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呈现经验本身的逻辑，而不能用理论去切割经验。要遵循经验自身的逻辑。同时，离开了理论，经验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很难呈现出来。不同的理论可以看到经验的不同侧面，所以，要允许不同理论对同样经验的不同理解，正是不同理论对同样经验进行解释的竞争，可以检验理论，提升理论。没有绝对好的理论，却有是否适合对经验对象进行最有效解释的理论。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逻辑自洽且简明扼要对经验进行解释的概念体系，这个理论有能力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表面杂乱关系中找到一般性机制。

　　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能力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是从复杂的经验中提出问题找到关键变量的能力，是贯通理解经验的能力，是身体本能式的经验质感，是想事的能力。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经验质感的人，有从经验中提出问题抓住关键变量能力的人，是一个具有想事能力的人。

　　经验质感或想事的能力来自于经验训练，即不断深入到经验中，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向前延伸，由A到B到C，一直到Z，再来看A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或整体，而是有了与A有关各种方面具体与结构的A，是经过分析所得到的综合，是通过正反达到的合，是包含着复杂性的简单。长期沿着经验本身逻辑向前走（不排斥理论的指导作用却不是唯理论而是用理论），形成对经验本身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习惯于从经验复杂性思考问题，并经过长期经验训练而具有了进行复杂经验思考的本能，这种本能即经验质感。在一般情况下，正是这种经验质感让研究者可以从复杂的经验中产生正确问题意识，抽取关键变量，从而做到“万军之中取敌首”的能力。这种经验质感是超过具体经验的一般化的把握经验的能力。

　　形成经验质感有两个训练路径，一是通过阅读史料，通过大致十年史料阅读可以形成对复杂经验的化繁为简的把握能力，即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二是通过田野工作来获得，依笔者经验，方法得当的线天左右的田野工作，可以形成经验质感。

　　缺少经验质感，对无比丰富且复杂的经验进行排列组合，是不大可能做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形成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就是进行饱和经验训练。无论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史料阅读，还是400天的田野工作，都是饱和经验训练。饱和经验训练的关键是训练，即进行田野调查或阅读史料，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寻找资料，而是训练研究者对经验的把握能力。饱和经验训练的对象是研究者本身，而不是研究者通过阅读史料或田野调查具体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研究者只有带着自己的全部专注投入到丰富复杂的经验中，用心体会，经验才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研究者，使研究者具有经验质感，具备经验研究的敏感性和悟性。

　　反观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经验和田野调查的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乎所有田野调查都是出于课题研究的目的，且重点关注搜集资料，田野调查重点下降到服务于课题目的的资料搜集，这样的田野调查当然是不可能训练研究者经验质感的。而且，既然调查主要是搜集资料，研究者就可以通过第三方来搜集资料，就可以委托其他人来搜集资料，就可以设计问卷让人去做问卷搜集资料，田野调查本身就取消了，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的“经验的意外”也就不可能发生，“田野的灵感”也就不可能产生，研究者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进入田野来改造自己的认知图式，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对复杂经验的身体认知。

　　通过经验训练，形成了经验质感，具备了对经验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识，经验就成为有具体的抽象，有结构的整体。这样的经验就有了自身的逻辑，有了这个经验质感的研究者也就有了想事的能力。因为经验是一个完整整体，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就不会被外在理论所强制，理论随意切割经验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缺乏的就是经验训练，就是想事的能力。没有经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要做出创造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进行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既要有想词的能力，又要有想事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想词的能力主要来自于体系化的社会科学经典阅读，想事的能力则来自经验训练。无论是经典阅读还是经验训练，都应当是宽口径的，是非功利性的。这两种训练都不是真正的研究，目的只是训练出具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格研究者。

　　理论训练的目的是让研究者掌握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方法，以及理论思维能力。理论训练中最关键的训练是通过研究者体系化阅读经典著作形成理论思考能力，当然也包括通过课堂教材掌握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训练所形成的研究者的知识与能力，就成为了研究者的理论资源，就形成了研究者“想词的能力”。

　　一项好的研究必须是“想词的能力”与“想事的能力”的平衡与相互促进。只具有想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玄妙，变成不断打理论补丁的繁琐哲学；只具备想事的能力，就会越来越滑向经验主义，无法将经验上升到具备一定抽象层次的普遍规律。

　　从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看，理论是服务于对经验的理解的。正是借助理论，我们可以深入到复杂经验中理解经验的本质。同时，对经验的体系化的认识也就成为了理论。这是关于理论与经验的一般性的说法。

　　更具体一点则是：在具体的关于经验与实践的研究中，研究者要理解经验与实践，就必然要带着理论资源和理论预设，但不是只有一种理论资源和理论预设，而是宽口径准备了各种理论资源与理论预设，在具体研究中相对灵活选取和运用理论资源，这里面十分重要的是用理论而非唯理论，更不是套用某种理论，以理论去筛选、剪切甚至拒绝经验。经验在先，且经验有其自身的结构完整性与生长逻辑，理论应当服务于对经验本身的理解。研究者应当依据理解经验的需要来选择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服务于对经验和实践的理解，而不能反过来。同时，一个好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有效启发对经验的理解，照亮经验本身的暗处，有时正是借助理论之光，研究者才能透过现象看到经验的本质，才能化繁为简，以及抓住要害。

　　运用现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资源来理解经验，在具体经验研究中应用合适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不断提升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总结与提炼新的理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自西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理解中国的经验与实践的工具。这个过程的关键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古今中外一切好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成为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理论对经验本身的切割，要保持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完整性。理论服务于经验，从经验出发选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与实践，形成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解释体系。这个解释体系就是理论，再用这个理论来服务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并受到更大范围的经验与实践的检验。这样一种研究进路就是从经验出发，到形成对经验进行解释的理论，再将这一理论放置在更大的经验与实践中进行检验的循环。这种循环，笔者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循环。唯有经历了若干大循环，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建立在中国经验与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这个时候再进行从中国社会科学理论预设出发到经验中寻找检验再回到理论的小循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中国社会结构正快速变迁，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应当重点在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理论是服务于对经验和实践的理解的，所以，理论是工具而不是教条。同时，经验具有优先于理论的地位，只有有了贯通的经验，研究者才能借助理论进行有主体性的思考。经验不贯通，缺乏想事的能力，在运用理论时就必然会望文生义，牵强附会。

　　借助各种理论与方法资源，从经验中长出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各种理论资源都是服务于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长出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工具。

　　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具体的。不要将理论神秘化，经验贯通本身就是理论，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深刻理解经验。理论不秘密更不绝对。理论和方法都是工具，没有绝对好的工具，只有合适不合适的工具。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即相当多自以为有所期待的研究，都试图以中国经验来对话西方理论，从中国经验中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与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对话，多少有点对不上，层次似乎有差异，因此就对话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一些在美国学界并无地位的中国研究专家随便提出一个判断（所谓理论）就可以让中国学者不懈对话四十年。真正是怪事。这种怪事遍布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

　　实际上，包括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也是西方经典作家对当时当地经验的提炼总结一般化，其中的优秀作品被当作经典著作流传下来，并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食粮。我们则通过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来训练社会科学思维能力，获得概念工具，学习研究方法。这些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著作也不是教条，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与中国经验和实践结合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没有对中国经验的深刻理解，只从中国经验中找到支离破碎的现象，就不可能与西方理论形成真正的对话，就会被西方理论随意解释。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理解中国经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工具，而非对话对象。有用则用，无用就不要用，不要生搬硬套去用。西方的中国研究就更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话对象了，他们好的研究对我们有启示，我们就学习；他们的研究水平低，隔靴搔痒，那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意义上讲，与西方理论包括西方中国研究对话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未必就很高大上，就应该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和方向。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模巨大，有点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的补充倒是可以的。

　　当前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用古今中外尤其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中国现时代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理解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通过理解中国经验，就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验的一般性抽象、概括和提炼，也就形成了若干社会科学理论，再将这些理论放置到更广泛的中国经验乃至世界经验中检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这就是前面所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经过若干年的大循环，中国社会科学有能力对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解释，中国就可以算是有了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大循环的过程中，当然也同时存在着社会科学的小循环，即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概括成为研究对话的起点。不过，在当前中国丰富复杂体量巨大且仍然处在巨变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仍然缺少社会科学深耕的当下时期，社会科学呼啸走向中国经验与实践，通过社会科学大循环来建立起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理论性认识，推荐阅读：SCI论文，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也是千载难逢的学术机遇。

　　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当作资源和工具而不是拐杖。

　　以中国经验为本位，将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解中国经验的工具，经过若干年努力，我们就可能建立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

　　经验非常重要，具有贯通的经验才能有想事的能力。在经验中思考，思考经验。依据思考经验的需要来选择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是服务于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而不能反过来了。

　　不懂实践和经验的学者，他们会用理论去切割经验和实践，这就是教条主义，这样的研究绝无前途，这样的实践害人害己。只谈理论的学者，不懂得实践和经验中的机制，缺乏想事的能力，就容易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只有真正懂得了实践和经验，才能真正懂得理论。经验贯通才有想事的能力，也才有把握理论的能力。经验没有贯通，理论就是认识障碍。有了理论化的能力，经验提炼出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理论，只是抽象层次有高低之别而已。

　　那么，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呢？显然，关键不在于如何写博士论文，而在于如何具备写一篇好博士论文的训练，这就涉及到如何培养研究生这一大问题了。

　　当前研究生培养的主导模式是通过教材、课堂学习理论与方法，通过专业文献阅读来积累专业知识，通过寻找专业文献研究中的理论空白点来作为对话对象，再到经验中找对应经验检验理论空白点，形成对话，完成博士论文。问题是，因为主要是通过课堂被动接受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缺少对理论的驾驭能力，更缺少理论思维能力，只能套用理论。阅读专业文献寻找理论空白点也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因为几乎所有专业文献中都会有自圆其说的理论和几乎是无限的文献，在缺少对经验把握能力的情况下，汗牛充栋的专业文献看起来已经填满了所有可能的理论空白，因此，经年累月的专业文献阅读在头脑中仅仅留下杂乱无章、堆放无序的知识。在既缺少理论驾驭能力，又缺少理论思维能力，还缺少对专业知识有效梳理的情况下，生硬找到一个对话点再去寻找对应经验，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成为好的研究？怎么可能不会造成理论观点与经验调查的两张皮呢？

　　第一个是广泛大量的体系化的学科经典阅读。阅读的目的有三：训练理论思维能力，获得概念工具，学习研究方法。其中训练理论思维能力是关键。

　　第二个是具有贯通经验的能力，真正从经验中提出问题找到灵感。贯通的经验可以为专业研究提供厚重的源源不断的想象力，想事的能力，与理论进行对话的能力。

　　也只有有了贯通的经验，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意识，再读专业文献，专业文献的研究才能在这些问题意识的晶核基础上结晶，也才可能真正写出一篇创新性的博士论文来。

　　原标题：《贺雪峰：理论资源与经验研究——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