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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6本站

  第一篇全国优秀硕士论文范文参考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制度障碍研究

  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猛,地方高校参与研究生教育的高校数学位点数研究生规模也快速增长,但在这些外延发展的数量背后,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却存在着从招生到就业的全方位困境,这些困境涉及的是研究生教育结构效益质量的内涵发展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并解决这些问题,数量大分布广差异性明显与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地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将面临更大的困境,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存亡.了解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探究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对于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以地方高校或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不少,但大多都集中在现象层面或宏观层面,关注引起问题的制度因素以及制度背后的原因的研究不多.然而,制度应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核心变量,尤其是在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制度甚至就是发展本身.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制度,采用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定义,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包括正式法规非正式约束和制度实施机制.本研究中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是指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管理体制正式法规非正式约束和制度实施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以我国地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制度为核心变量,从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透视影响我国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差异化发展的制度形成和僵化的原因.本研究从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切入,推演出对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差异性期待;通过分析实地考察访谈问卷等途径收集到的资料,暴露出导致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趋同性发展的现实问题;随后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制度主义理论探析导致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趋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及其背后的原因,并从三个层次的地方高校中各选取一所进行案例剖析和比较,用微观层面的数据验证和充实整个分析框架;最后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促进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变迁路径.

  本研究围绕着对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差异性期待和制度的趋同性导向之间的矛盾进行.本研究的立论基础是我国地方高校的大量出现是在19952000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全面改革时期,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在规模上获得大发展是在1999年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而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基本框架和核心制度体系的确立却是在1997年以前,这一制度体系是以部(委)属高校为蓝本以培养学术精英型人才为目标制定的,制度体系是一元化精英式的,其导向是趋同的,与我国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性期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为廓清差异性期待的内涵,本研究在分析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管理体制等与部(委)属高校存在着现实差异性的基础上,提出差异性是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性期待.在差异性的角色定位方面,政府希望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成为研究生教育区域布局均衡化的主角,同时充当研究生培养机构类型均衡化的主体培养开发应用型研究生的主体和实现硕士生教育去精英化的主体.在差异性的价值期待方面,本研究认为,地方高校应差异性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些差异性的价值期待是研究生教育的普遍价值与本区域文化政治和经济需求的结合.

  然而,对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性期待并没有导致实践中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化发展,这种理想期待与现实表现的反差是由于各级政府对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性角色定位缺乏强制性,政府和市场也没有按照差异性角色定位和差异性价值期待配置教育资源所造成的,因为,为了获得资源,地方高校不得不在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学科建设导师遴选招考标准培养模式等各个方面向部(委)属高校看齐,导致现实与差异性期待的偏离和与部(委)属高校的发展趋同.

  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部(委)属高校趋同,既有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制度的客观因素,但归根到底,主观原因也是由制度的客观因素引起的,即制度是导致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同最根本的因素.本研究在梳理我国主要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指出导致地方高校选择趋同发展道路影响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差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包括名为 管理实为 集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主导并统一制定的以科学学位为主的一元化的学位制度;产生于精英教育时期主要以部(委)属高校为蓝本的精英式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与一元化和精英式制度配套的制度实施机制.

  制度是影响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差异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使这些制度产生并得以延续的并不是制度本身,对于制度背后深嵌的原因,本研究从制度主义理论视角进行了探寻.本研究指出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重学轻术的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及其制度化是使现有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形成并得以延续的文化传统因素;路径依赖的存在既能解释 政府对一元化精英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固守,也能解释省级政府权力虚置从而移植 政府的制度体系,还能解释地方高校攀高求大地模仿部(委)属高校的行为,即路径依赖导致了一元化精英式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在各个层面的僵化,进而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陷入了低效循环;制度成本的压力将制度障碍扩展到制度的实施机制中,使得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多样化制度分类分层办学制度独立的专业学位制度对应用性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倡导制度等均难以实施.

  本研究的重点是发现分析对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产生趋同导向的制度因素,并透视深嵌于制度背后的原因.透视是为了改进,在层层追溯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变迁路径.对于未来的制度体系,本研究指出应从 政府省级政府和高校自身三个层面进行制度变迁,特别是 层面的制度变迁,应建立与国家学位并存的高校学位改变专业学位的依附地位扩大学科建设的覆盖面引导实施研究生教育分层发展机制引导建立和实施研究生分类培养机制.中观层面则主要是落实省级政府的统筹权,微观层面主要是加强本校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特色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只有实施促进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变迁,才能为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化发展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使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水平得到提升,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多样化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大学校长作为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治校主体,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变迁与大学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最重要又是最稀缺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最理想发展状态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其主体性发展状况,不仅能促使自身的职业发展走向卓越,而且影响着大学职能的发展和实现,进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社会公民的培育及其发展.但随着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历史演进,这种主体性发展被置于一种官场主体性之下,导致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陷入了困境,这是长期无视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结果.主体性既是一个用以描述卓越性大学校长的概念,也是与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内涵紧密相扣的,在高扬教育家办学价值的今天,探讨卓越性的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尤其从主体性发展的角度思考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问题,对推动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体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以主体性哲学理论主体教育管理理论为理论工具,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分析法与系统研究法,建构以大学校长主体性办学治校活动为表征的职业化发展范式,揭示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内在性生成机制,促进大学校长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大学校长职业发展质量,焕发大学校长职业的生命光彩.

  第一章,从整体层面明晰了研究背景问题认定研究范畴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研宄思路以及核心概念,进而架构起研究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轮廓.

  第二章,阐释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本质.探析大学校长的概念与历史大学校长职业的概念与意义大学校长职业的发展趋势,支撑这种职业发展趋势的内在动力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内涵体系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根源,即大学校长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属性作为引领主体的本质属性;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根据,即大学校长的管理行为系统社会交往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大学校长的主体性范畴,即大学校长主体性的过程规定性维度目的规定性维度与关系规定性维度,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涵义,即大学校长主体性的三层基本含义三大主体关系三种基本表现与三个发展阶梯.这种主体性内涵体系可从中外大学校长职业发展史的国外镜鉴与本土追索中得到感知并证伪.在西方,某些国家历经中世纪以来诸多的变革,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在于有良好的制度平台与社会环境,其学术自由与独立理念大学校长遴选的制度设计大学校长的卓越性发展等因素在催生其主体性发展中,成为人们普遍的教育信念.随着这种信念的东渐传播,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都是卓有成效的,不仅跟随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而且作为办学治校主体的大学校长在大学场域存在着健康的主体性,进而成为卓越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而这种主体性的发展凸显了这个时期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升华,彰显了富有张力的主体性意蕴,达成了卓著的主体性业绩.一种体现大学校长主体性实质的学场主体性遵循其主体性发展的原理得以正常运转,使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学术化专家化职业化等主体性得以发展.

  第三章,诊断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问题.从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异化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危害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诊断三大方面展开解读,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有着自身特有的历史境遇.尽管西方普适性的大学校长主体性早已东渐输入并扎根,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情结经济法制薄弱使大学校长主体性在中国的展开面临与新老传统或制度文化领域的严重冲突,导致在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主体性仍是实质的不在场或尚未真正发展,未化为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结构或大学的文化精神,构筑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并未成为普遍的教育信念,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充其量还只是中国大学教育价值空间的一种悬浮物,主要被官场主体性所遮蔽,表现为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政治化官僚化职务化与媚俗化,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宏观危害与微观危害,导致了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困境.

  第四章,构筑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路径.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构筑不仅中外大学文明历史发展实践中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整体的合理性,而且教育家办学需要的合理性.以支撑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核心——主体性为标底,本论文吁求大学校长发展中构筑主体性发展的路径应该是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发展离不开大学属性特有的组织基础人在发展中特有的人性基础大学共同体中特有的理性基础与大学自治所需的权力基础,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功能或价值表现在其主体性发展的根本价值基本价值与重要价值.借此,要回应问题重塑卓越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形象或职业形象,必须遵循从政府到大学这条由外到内的轨道有效建立起宏观路径中观路径与微观路径的逻辑路向.宏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政治环境治理经济环境治理社会环境治理文化环境治理与法律环境治理五方面进行.中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产生机制的改进与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选择与完善两方面进行.微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自我认识机制自我定位机制自我调控机制与自我实现机制四方面进行.三大路径共同构筑起大学校长主体性地办学治校制度,进而还原卓越性大学校长的本来面目,构建大学校长健康卓越的职业发展状态.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第一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性取向是一种吻合大学组织特性的学场主体性;第二大学校长在职业生活与办学治校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是根据大学这个学场的特性来定义的;第三当大学校长的主体性镶嵌于官场主体性中且尚不独立,精神远未自由时,便无以成家;第四大学校长的官场主体性是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普遍性的问题,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认同;第五学场与官场的含混一元制是大学校长官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不合理制度供给导致了其官场主体性的蔓延,这是中国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希望获得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收益希望降低大学管理成本的制度设计希望获取大学发展进程中办学收益的制度设计,是损坏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制度设计;第六大学校长的学场主体性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的共性因素,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是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所认同的;第七学场与官场的清晰二元边界是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政府在合理制度框架下对大学进行干预的目的是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校长在这样的体制里进而形成学场主体性的本质属性,而中国大学校长这种学场主体性是在官场主体性遮蔽下异化的主体性,带着这种异化的主体性行走了60多年的中国大学校长,已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完成了其职务使命;第八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只有遵循厘清应然问题(历史养分与他山之石)正视实然问题(官场主体性及其危害)立足本然问题(现实建构与制度设计)的理路,才能抓住关键;第九国家和社会只有创建良好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法治空间,全方位勾勒并落实大学校长主体运作的多元图景,从大学组织外部撬动大学体制局限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局限,才能促使大学校长主体性优化并向教育家成功转型;第十大学校长只有以学场主体性作为办学治校的行动哲学才能使自身进行职业化改造而走向卓越发展.

  总之,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要扎根于在个人大学社会国家这个复合系统里的职场实践中,在实践中进行全方位构筑.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其拓宽了大学校长研究的视角,充实了大学校长发展的理论,提供了大学校长发展的新思路,引发大学校长的反思,提升大学校长主体意识,提醒社会关注并给予大学校长发展的良性空间.大学校长主体性不断优化,主体性伴随大学校长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要走的路还很长,大学校长主体性行走在路上.

  第三篇全国优秀硕士论文范文模板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职能,培养质量是当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诉求.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拥有量,更多地依赖于知识与技术的进步及制度的创新.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途径和重要来源,是高校拔尖人才培养中最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日益明晰,当前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国家要求和社会期盼还有较大的差距,与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也不相称.因此,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成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努力方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现实问题为且切入,从个人工作和学习的结合点出发,以重庆地区博士学位授权点且已经完成至少一届博士生培养的普通高校为研究样本,聚焦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思考优化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路径,为不断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教育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导论部分,首先呈现了研究的缘起与出发点,分析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与实践探索做出述评,归纳当前围绕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者们所探讨的影响因素的诸多内容,为本研究从文献到实践一般到特殊的展开提供宝贵资料与借鉴;阐释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进行了研究设计,从研究假设研究思路到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明确了以重庆地区特定高校的博士生培养现状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第一章,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践的发展与时代要求.主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实践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从教育实践中逐渐把握的核心概念的科学内涵,通过对质量慨念的把握,依次对高等教育质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质量等相关概念做了辨析,重点在于与时俱进地厘清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内涵;特别分析了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逻辑起点.

  第二章,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的凝练.主要是在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改革重点课题的支撑下,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基于一定科学原则指导下对重庆地区相关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管理服务教师三类群体问卷调查的情况.对获得的数据和材料进行了相应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并归纳了对博士研究生导师访谈的主要结果,综合探究当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最后的结论凝练为导师指导个人能力和学术氛围,为后续章节的展开提供实证支持.

  第三章,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导师指导.本章主要结合调查数据访谈情况和文献资料,分析了导师指导与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内在联系,认为导师指导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因素.主要从导师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入手,分析了导师特定的职责,探究了导师指导的价值与意义,对当前重庆高校导师制度实施与指导实践的不足做了讨论.

  第四章,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之二个人能力.本章认为学生个人科研创新能力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内在影响因素.结合实际分析了博士研究生的攻读博士学位动机自我学术品质和学术活动参与度情况,指出了当前重庆地区博士研究生个人能力存在的缺陷,如动力机制欠缺学术品质不足学术实践肤浅等等,描述了这些缺陷对培养质量的不良影响.

  第五章,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之三学术氛围.主要提出环境因素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又一重要因素,着重围绕学科建设水平学位课程学习和学术交流现状三个维度分析了它们在创新氛围营造中的意义作用及与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内在联系,并探究了当前重庆高校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第六章,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路径.主要立足前文探讨提出当前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对策,探索建构指导有效追求创新环境支撑保障有力的培养模式,尝试在实践中为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路径参考.一是基于有效性,在科学遴选指导教师改善队伍结构基础上,坚持以生为本,强化导师资质,突出导师指导能力提高和指导职责的全面履行,提高指导效果与培养水平;二是基于创新性,改革博士生招录机制,重点考察学生的攻博动机和学术潜力,强调学术创新品质;在培养过程中持续引导献身学术培养探究能力的目标取向,加强实践性学术活动,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三是基于教育性,重视学科建设筑牢博士生培养地基,强化学位课程的学习探究和讨论方式引导,推动校园学术氛围育人环境的改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献身学术,为博士生成长创设最佳人文氛围;四是基于保障性,在管理监督和服务方面加大力度,特别是培养过程中的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的开题预答辩和答辩,防止学术不端,完善奖助体系等,形成有效的培养质量保障机制.

  结束语部分,总结了研究中的几项重要工作对重庆特定高校当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与访谈;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与提炼;进一步优化培养质量的基本路径;反思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检讨了没有探讨的几个问题;对以后的类似研究及实践指导意义充满期待.

  总的说来,本研究结合时 展的新要求,着眼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特点,立足实践积极创新.坚持专业博士学位提升职业能力以胜任工作岗位的培养目标,以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对当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和理性思辨,凝练出主要因素并展开讨论,最后提出提升质量的主要策略,在改革导师遴选制度提高生源质量突出学术创新营造育人环境加强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强可操作性一定创新性的工作理念与措施,以期为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基本的路径参考.

  中国学位制度的渊源应该从科举考试制度说起,科举制度是中国近代学术评价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为日后中国在借鉴原有制度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扬弃和吸收国外学位制度的相关经验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底蕴. 战争以后,西文和西艺学校的建立,为西方学位制度的引入奠定了基础.西方学位制度的传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留学生,二是国外驻华机构.此外,西方在华创办教会大学的过程中,将其学位制度也引入了中国.

  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0月颁布了大学令,对学位名称学位审查机构学位授予资格及学位被授予者等多个方面均做出了明文规定,标志着中国现代学位制度的建立.民国初年一些学位制度相关的法令以袁世凯名义发布,是中国在学位制度方面经历数年摸索后,在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开天辟地性的创举.这些法令及规定设计了中国现代学位制度的主体框架和基本模式,这在中国现代学位制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

  北洋政府时期第一级学位(学士学位)制度设计相对完整;研究生教育机构大学院亦有明确规定,硕士博士学位制度仅有设置的意向,无细则规定,学位规程(章程)仅是提及,并未最终制定出来.

  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建立了以美国学位制度为范本的学位制度.国民政府前期学位制度是在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学位制度的基础之上,以教会大学的学位制度为范本,在国内各大学学位制度建设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政府法规法令规章制度等形式设计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学位制度.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中国学位制度已基本自成体系,相对完善.尤其是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学位制度的逐步完善.

  抗日战争对中华大地造成了严重的摧残,然而中国学位制度化建设却没有止步,而是不断的改进,尤其表现在学士学位的制度化建设方面.民国前期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初步形成,客观上为抗战时期学位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也为博士学位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能.民国政府从法规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学位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首先对原有高等院校进行接收改造,然后逐步改造高等教育体制.学位制度经历了两次制定和破产过程,1964年学位制度最终制定完成,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导致学位制度发展停滞退步.

  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建国后第一部最完备的学位立法,标志着新中国学位制度规范化运作的开始.学位条例的颁布及其配套文件法规的制定,为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标准和指导方针.尤其是1986年后,在原有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国家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学位制度的相关法规,促进了我国当代学位制度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对我国学位制度发展历程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和把握我国现行学位制度的基本状况,有助于从深层次上了解我国学位制度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更加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相关机构和部门以及利益相关人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一些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学位制度提供必要的依据.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式,展开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对我国学位制度现状,学位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学位授予标准与条件,学位授予流程等做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针对我国现行学位制度存在的问题,本文从不同层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论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管理与自主管理的关系问题;2.学位授权部门引导和规范问题;3.学位立法问题;4.学科点布局问题;5.学位规制理念问题;6.审核权限划分及设置问题;7.审核程序问题;8.监督机制问题;9.学位授予单位后续建设问题;10.学位授予单位学科设置问题;11.学位授予单位脱离实际争相提高办学层次问题;12.学位授予单位学位委员会设置及成员构成问题;13.学位授予审核与管理性质的认识不一致问题.

  同时,本文通过分析以美英法三国为代表的,体现世界上三种典型的学位制度,获得一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主要从学位授权学位特征学位监管体系博士学位授予制度几个视角对发达国家学位制度进行探讨和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从中得出如下启示从以美国为代表的 机构主导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多元共治模式我们可以借鉴,在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适度放权,形成 与省级政府分级管理责权明晰的学位授权审核管理机制.美国法国英国已开始通过专业团体和行业组织,相关的评估.鉴于我国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各专业团体和行业组织的发展不均衡,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尝试不同的学位制度改革.同时,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引入社会行业组织或者第三方 评估机构介入高等教育评估审核工作,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即便是政府作为学位授予审核的主体,也可委托相应资质和水平的民间组织进行审核,以弥补政府专业性的不足.同时,应该完善相关法规,为学位授权提供可遵循的法律依据.至于博士生培养,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应实行联合培养.

  通过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历史及中外学位制度对比研究,针对问题根源,以史为鉴洋为中用,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思索未来的改进与发展,以便重构我国现代学位制度.本文在确立学位授予审核与管理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存在的问题与相关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完善我国现行学位制度的基本建议和策略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救济途径;2.理顺宏观管理与学位授予单位自主管理的关系;3.加强对学位授予单位的引导和规范作用;4.统筹学科点和培养单位布局,增加学位授权的灵活性;5.确认省级政府在学位授权审核管理中的地位;6.细化学位授予的审核程序;7.加强监督和管理,减少人为因素干扰;8.加强宣传督导,促进学位授予单位的后续建设;9.实现多种评估方式的有效结合,提高学位审核的实效性;10.尊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学术裁决权;11.以学科为单位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突出制度运行中学术的主体地位;12.调整规范学位授予单位学科设置,提高其社会适应性;13.成立临时学位委员会,不断完善评价与审议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激发起世界诸多学者对这一转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浓厚兴趣.公共政策的演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有利于理解和总结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中国博士后制度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博士后制度与人才制度科技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系统有着紧密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变革的样本.

  博士后制度是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制度.科学技术本身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是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则是外部诱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专业科学家的产生,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化,攀登到巨人的肩膀上的历程更加漫长艰难,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越来越超出科学家个人的负担能力,迫切需要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科学研究.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及其本身的复杂性,引发了政府的积极参与.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被应用于生产实践,证明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洞见.工业革命对科技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技术创新,形成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良性互动.知识生产最初是满足闲逸的好奇动机的个别活动,17世纪开始演变为以科学社团科学期刊为载体的社会活动.随着19世纪末大企业建立的科研机构取代个别发明家占据主流地位,科技创新日渐体制化,推动一个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部门的崛起.科学家的培养则从手工作坊模式转变到与工业化生产相一致的生产线模式.科学技术是广泛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需求日渐增长,最终导致了博士后制度的兴盛.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博士后制度.

  博士后制度起源于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单纯目的,科学研究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理想的博士后制度安排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经历博士后研究阶段,提升科研能力,成为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博士后制度生成了一种附加功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稳定增长,而学术职位的供给又随着经济景气程度而波动,从长期来看追求学术职位的人越来越多,学术职位供不应求.博士后研究就成了部分追求学术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种过渡方案.

  中国博士后制度诞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发展亟需的高层次人才,很短时期内恢复了高等教育秩序,建立起学位制度,派出留学生.李政道和国内一批学者的积极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得到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85年国务院发文确定试点博士后制度.在博士后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学者研究机构大学 政府和地方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积极互动,形成了高效的政策关系网.

  中国博士后制度作为一种培养年轻高层次人才的制度,为促进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一条快速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成功之路,是一种组织高水平科研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加强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我国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等积极参与了博士后制度的政策制定,国务院领导下出台了一系列跨部门的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从而吸引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

  政策环境制约政府对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最终被纳入解决公共问题的常规手段.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下放权力,从万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手段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作用的发挥是通过杠杆机制来实现的,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引导社会其他部门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政策问题,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由于政府对博士后的重视,使博士后实际上演变为准学位制度,博士后成为光彩照人的头衔.地方政府引入博士后从政,更拔高了博士后的地位.从博士后制度的经验来看,政策引导至关重要的意义.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在商品生产领域,市场手段更有效;反之,政府手段对于解决公共问题则是必要的,在公共领域,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一国政府发展科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

  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联邦政府为绝大多数博士后提供了研究经费.最近几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博士后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家资助的博士后人数.另一方面,联邦机构开始着手关注博士后政策,改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美国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后最后居留美国.博士后制度实际上成了美国从全球吸引高水科研人才进行科技竞争的战略工具.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博士后阶段为美国科技创新做出很大贡献,成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大学是培养博士后的主要基地,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一般都设立博士后职位.美国大学是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受到联邦政府巨额科研经费资助,大学用政府科研经费设立博士后职位,因而绝大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实际上间接得到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重要战略地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博士后制度是美国政府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在美国,博士后是培养人才的成熟制度,绝大多数科学经历博士后训练后才能进入学术界.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博士后群体,为美国学术界产业界提供高水平的研发人才,保障了美国科研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外国学者,其中不少人在完成博士后训练后,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博士后制度成为美国从全世界掠夺人才的工具.

  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中的作用常常被忽视.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今后将更加积极地干预博士后制度.我们应当警惕美国政府有意隐瞒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大肆渲染自由主义政策,声称政府撤出在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把自由放任政策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然而,美国通过科技政策深深地介入商业经济的各个环节,对国内产业大力支持.美国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被布洛克批评为隐形发展主义,较大的迷惑性和伪善性.隐形发展主义的实质是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的责任,从而在科技人才等核心领域依附于发达国家,丧失竞争能力,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当前我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企业博士后发展缓慢,筹集科研经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的预期政策目标不理想;受制于理论上的争议和认识上的误区,博士后制度未来政策走向不明确.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和人才竞争,发展博士后制度培养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在于政策创新.美国博士后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联邦政府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下,绝大多数博士后由主要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大学来培养,博士后制度与科技体制人才战略浑然一体.自我约束机制在欧美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博士后制度也是依赖于自我约束增强适应能力,维持较高的学术水平,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借鉴美国经验不是盲目照搬,而应当保持自己的特色,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特色是政府的积极支持.在借鉴美国经验的时候,要从我国的情况出发.

  我国博士后制度未来发展要特别警惕隐形发展主义的误导,坚持在公共领域积极主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卡尔·,波兰尼认为完全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虚假的幻象,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来说必不可少.美国政府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放任政策,而实际上通过发展科技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它实行的是隐形发展主义.我们必须认清其本来面目,从国际科技及人才竞争的现实出发,有针对地制定适当的政策.

  政策创新关键是机制创新.首先是决策机制,决策主体之间要互相协调, 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当分权,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政策体系.其次是建立法制化的随时间和条件改进的支持机制,保障博士后制度发展所需的充足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博士后制度的国际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注意政策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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