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么“学术”的研究生：写不好论文是因为志不在此吗？

　　不那么“学术”的研究生：写不好论文是因为志不在此吗？。这几年，学位论文抄袭、作假事件从未远离过网络。比如，不同学校不同届的学位论文雷同，连“致谢”部分也几乎一样。而更普遍的可能还是使用同义词、改变句子结构等方法“打擦边球”。

　　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学位论文作假作为信用记录#也成为微博热搜。

　　在微博热搜中，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的介绍也引起讨论。他提到，今年在学研究生将达到300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伴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增长的，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频频爆出，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事件等新闻更是陆续引发热议。不断强化对学术不端的处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必要之举。

　　不过，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讨论中，除了对强化学术规范的支持之外，亦有许多其他值得思考的评论，如“除了学生，导师学术作假也应该同等对待”“每年太多人毕业，学的东西都差不多，都要写毕业论文，都要求创新太难”等。这些讨论指向了师生关系、学位论文如何创新、研究生的课程质量等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多个问题。作为论文指导教师的导师也担心如果要求过严，会导致学生走向绝望，同时也有导师反而以此作为威胁学生的权力资源。这些问题同样重要。

　　美国有一位程序员、博客作者叫保罗·格雷厄姆，他曾提出一个“学历时代正在终结”的观点。他认为，学历在当今社会的一个核心作用是帮助企业在招聘人才时能快速地做出一个人才“预期”，即在无法判定一个人的具体能力的时候，用最高效的方式筛选出更大概率拥有更强能力的员工。

　　在他看来，学历的这种为应聘者提供“预期证明”的作用在员工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大企业的招聘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而随着创业公司和小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学历在招聘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慢慢被淡化，代表个人能力的“效能”将取代“文凭”成为应聘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情况似乎并不如格雷厄姆所述。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加激烈，“效能”确实开始越来越被重视，但各大用人单位似乎并没有放松对学历门槛的要求。根据智联招聘2020年的调研，超过七成的企业提高了对员工岗位核心职责的要求，以此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近6成企业提高了就业的学历门槛。而2019年秋季求职指数也显示，计算机软件、网络游戏占据行业竞争指数的前列——这些行业恰恰也是格雷厄姆口中的“大公司”分布集中的行业。

　　如前所述，2020年，我们在学研究生超过300万人，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市场的供需失衡使得企业无法放弃使用学历门槛来快速完成人才预期的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研究生们心态的微妙变化。

　　顾名思义，研究生教育最初的定位，是培养具有学术科研潜力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不论是从日常感受出发，还是翻阅近些年针对研究生读研动机的各类调研，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大致不会出错的结论：至少从心态上，研究生变得越来越不“学术”了。

　　《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显示，有55%的大学生考研的动机是就业前景好。而六年之后，2020年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提升就业和从业核心竞争力”的考研动机占比最多，超过60%，而出于“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选择读研的学生比例仅仅在20%徘徊。

　　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11月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在《学术与政治》中，马克斯·韦伯曾经将学术研究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走上学术之路的人不仅需要忍受枯坐冷板凳的清苦，还需要面对各类可能导致自己心态失衡的风险与诱惑，走上学术道路的人需要“有最好的心态，并做最坏的打算”。然而，在当下成为一名研究生——一名名义上的“学术预备军”——可能更多时候是出于“保险”。正如一则之前在豆瓣上流传的段子说的一样，“我现在选择不读研究生，反而说明我面对现实的能力比较强”。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术不端频发的现象。在“剪刀加浆糊”式写毕业论文依旧频频出现的当下，谈“学术创新”似乎就显得奢侈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条有关打击学术不端的新闻下，受到更多热议的反而是另一个话题：学位论文的“创新”。这同样也是近年来教育部门严抓的有关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问题。“论文的选题都被前面的人写烂了，为了避开查重句子才乱改，难道论文重点“本科论文要求写创新点不是强人所难？”一类的评论都获得了高赞，也反映出“论文创新”是绝大多数研究生面临的难题。

　　“论文创新”令研究生们抓耳挠腮，在学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许多“强行创新”的情况，浏览许多高校教师的微博和豆瓣，都能看到对这类现象的吐槽：或是借用一个貌似新颖的理论框架去“裁剪”经验事实，或是生造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却并无与既有学术谱系的有效对话。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C.赖特·米尔斯曾为我们描摹过真正“创新”的研究图景：能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的前景。这样的研究往往从独特而鲜活的个人经验出发，并最终能够与个人身处时代的结构性问题相连接。这一要求无疑建立在研究者对“研究”一事拥有切实的关怀和兴趣上，而在客观上研究生学历普遍贬值、主观上研究生的心态出现转变的大背景下，这显然成为一个很高的要求。

　　《社会学的想象力》，[美] C.赖特·米尔斯 著，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

　　“暑假备课期间，我终于明白，《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多么乏味的一门课程。我脑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推荐阅读：毕业论文！决定、通告、公告、通报、批复、会议纪要’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是直接的、功利的、交易的知识传达，一种是理论的、虚空的、逻辑的知识训练。”

　　而就在近日，《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名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采访引发了一波刷屏转发。文中呈现的顶尖高校学生们“受困于绩点”、偏爱选择“分高、保险”的“水课”，乃至于很多人“即使按照高考的逻辑获得了高绩点，但专业水平却是倒数”。黄灯笔下二本学生对知识“功利化”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中国顶尖高校的学生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用接受“报告、命令、通告”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和“德里达”。而这也使得通过高绩点获得保研等继续深造机会的学生，未必真正培养起了对理论的兴趣。

　　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影响着他们面对学术论文的态度。《意见》也提及，“需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精准选拔人才，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严格监管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然而就采访反映的现况来看，建立一个选拔出真正对学术有兴趣的人才的制度，依然任重道远。

　　不过，研究生不都志在学术未必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毕竟随着社会的变迁，研究生教育会承担不同的功能。关键在于，相关培养方案改革应该同时适应社会对研究生定位的多元化。如《意见》也指出，应该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只有通过培养方案的合理化，才能让“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生和志在就业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除了关于“论文创新”的烦恼，“将学位论文作假作为信用记录”话题下被热议的还包括导师。评论纷纷表示：“难道不该管管老师吗？下梁不正的根本原因是上梁歪”“导师论文造假同样应该严惩。”其实，不管是这次颁布出台的《意见》，还是教育部门一直以来的要求，都在不断强调导师责任，将学位论文作假纳入信用记录也不意味着忽视对导师的要求，但这些评论的背后反映出的情绪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校园中连连发生的研究生受到导师压迫而选择轻生的悲剧，在让人扼腕叹息之余，也让人对研究生导师的“权力”更敏感。而在各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这些评论中提及的“侵占、剽窃学生成果”“抢第一作者”等现象，确实也是导致许多悲剧的重要原因。

　　豆瓣小组“今天被导师关爱了吗”建立九个月，有三余万人加入。图为回复较高的帖子。

　　动用手中权力给学生施加强压的“魔鬼导师”自然受到广泛的声讨，而另一种“放养”型的导师也同样被评论吐槽。学生遭遇这一类导师的普遍性似乎也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窗口”得到观察：毕业论文致谢。感谢还未出现的女朋友、回忆室友一起做过的糗事、罗列学校里的风景和饭餐……随着越来越多的论文致谢成为网红段子，似乎在硕士论文里细致地谈论导师或是学术前辈如何具体地影响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致谢还是比较罕见的。虽说导师永远是被放在论文致谢里的第一个，但现在许多对导师的致谢也很像套了感谢语模板。

　　虽然说“致谢”谈论学术以外的事轻松一下完全无可厚非，但这可能部分说明当下存在的部分导师的“放养”以及其与研究生之间联系淡漠的现实。网上甚至有人总结出《被导师放养必备生存指南》，生动刻画了“被放养研究生”的“惨状”：“导师很忙，明明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无缘相见；被放养者犹如身处孤岛与冷宫，得不到导师的垂爱与指导；时刻在自由过头的边缘处试探，自律与放纵仅有一线之隔。”

　　然而，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形象之外，有的导师们也有自己的委屈和苦衷。对于评论中讨论的“抢第一作者”等问题，部分高校教师也认为工作量的具体分配以及导师起到的作用需要视具体情况来评价，不可一概批评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的现象。而许多高校教师甚至自嘲成为了“高危群体”：对于本就对学术兴趣寥寥的学生，如果管得太松，后果很可能是论文质量不达标。如果管得太严，又担心学生不堪重负，导致不好的后果。尤其是一旦出了事被媒体曝光，舆论场天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又会进一步强化导师的负面形象。

　　制度设计中逻辑一致的对导师的严格要求和导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在现实中有时却会呈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张力。对于研究生学习，导师的影响至关重要。在选拔制度和培养制度的完善之外，如何建立相关条例以明确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显然也就成为对广大研究生来说最为利益攸关也最令人感觉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