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优秀经济硕士论文范文十篇

　　2018年优秀经济硕士论文范文十篇。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

　　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以上内容来自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及个人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并为对外直接投资指明方向，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步伐。同时，政府进一步缩减对投资审批的权限，如 2014 年，国家发改委及商务部等部门依据国务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削减了审批权限，同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除少数情况外，境外投资实行备案制，这些举措将大大刺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依据商务部数据统计结果，截至 2013 年底，我国 1.53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 2.54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 6,604.8 亿美元，居全球第 11 位①，较上年排名提升两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 184 个国家（地区），较上年增加 5 个。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也日益增强，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企业必须改变自身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 70%，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国家必须改变我国重劳动密集型、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以及主动寻找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措施来改变粗放发展的现状。要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地位，就需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不断向产业链中高增值环节迈进。

　　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高一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但是，国外的相关研究大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比较少，而且结论也不是很明确。国内对于 OFDI 的技术逆向外溢效应以及对我国自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IFDI 方面，OFDI 的相关研究开始的相对较晚，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我国 OFDI 规模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通过对 OFDI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路径和机理的分析，构建计量模型，并采取大量相关数据，以验证 OFDI 逆向技术外溢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明晰其在我国的特定表现形式；并且根据如何利用 OFDI 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分析结论来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进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OFDI 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开放 30 年来，我国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国外投资，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也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的国家之一。但是，技术水平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依然是困扰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相关研究发现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有效地促进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提高技术能力，所以对我国目前的发展而言，研究 OFDI 的逆向技术外溢意义深远。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目前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 OFDI 能够影响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本章将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的创新能力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在对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母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机理以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自主创新能力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中文译为“对外直接投资”，根据 2004 年我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的相关解释，其具体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参股、兼并国（境）外企业，拥有该企 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拥有或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本文采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对于 OFDI 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指我国到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各种传导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通常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技术进步的关系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1912 年，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意义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新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引进经济活动中。他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引进新产品或者让已有的产品产生新特性；（2）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例如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新的工艺技术或新的生产组织方式；（3）开辟新的市场；（4）采用新供应源的原材料；（5）实现新的工业组织，即企业重组或采用新的产业组织方式。熊皮特的创新概念涵盖很多方面，如产品创新、工艺或工艺过程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或组织制度创新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理论日益丰富与充实。当前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以阿罗和索洛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主张创新要与技术经济相结合；二是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主张创新与产权制度相结合。

　　第 3 章 我国 OFDI 与自主创新的现状分析.........13

　　4.1 OFDI 逆向技术外溢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机理........35

　　自主创新产出（I）。对于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产出存在很多的衡量方法，理论界也存在分歧，没有统一的结论，其中最常见的变量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专利数量。本文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易处理性，选择从 1987 年到 2013 年每年的国内专利受理数量来表示我国的自主创新产出。自主创新的投入（RDK、RDL）。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入量直接影响着该国和地区的科学技术实力，二者之间存在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众所周知，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科研人员以及巨大的资金支持，于是本文从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两个方面对我国的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进行衡量。具体而言，本文使用研发经费的投入量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资本投入量的指标。而对于研发人力的投入，本文采用自主创新活动的劳动投入量（RDL）也直接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的全时当量来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OFDI）。实证分析中，本文使用中国 1987-2013年对外直接投流量作为衡量对我国外直接投资水平（OFDI）的指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PGDP）。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在科研创新领域的投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在科研创新上的投入往往也会比较高，反之，该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低的话，那么在科研创新领域的投入一般也不会很高。而科研投入的多少，又会对这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的科研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因此文章在构建模型的时候，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纳入了模型当中。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本文参考了周春应（2009）的有关研究，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的写作意图主要是对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使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并探求影响我国 OFDI 逆向技术外溢的因素。文章首先梳理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技术外溢理论，通过查找相关公报，简要介绍了我国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当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 OFDI 逆向技术外溢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机理和影响 OFDI 逆向技术外溢的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了自 1987 年到 2013 年我国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并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推理论证了 OFDI 逆向技术外溢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长、短期影响，明确了 OFDI 影响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和机理，确定了OFDI 在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有：首先，我们可以从模型中看出，我国 OFDI 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确实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OFDI 的增长提升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我国国内的一些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进入了国际市场，提升了销量，增加了收入，随之而来也要面对来自国际市场上更强的挑战和竞争，使得这些企业有动力积极聘请外国的高级技术人才，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且会将这些从国外获取的资源反馈回国内；与此同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拓展了海外市场份额，而且由于销售量的提升，单位产品所分摊的研发等固定成本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使得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进行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国内市场上，这些企业在技术提升后，其产品将获得更大的优势，而这又使得国内其他的同行业企业学习和模仿，使得相同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自主创新也随之提升，最终带动整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进步，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1998 年我国开始实行“房改”政策，即取消原来的福利分房政策，从而改为房屋货币化，由此开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活跃期”。伴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其中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住房投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从 1998 年的 2081.56 亿元上升了到 2013 年的 86013.38 亿元，增长率高达 4032.16%，在 1998 年 到2013 年这 16 年中，年均增长率达到 28.16%；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占GDP 的比值也从 1998 年的 2.47%上涨到了 2013 年的 15.12%；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 1998 年 18.7 平方米增长到了2012 年人均 32.9 平方米，年均增长率达到 4.19%，由此可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速度之迅猛，但在这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清醒的认识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商品房价格从 2000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飞速增长的阶段，在 2000 年我国商品房的年度销售均价为 1948 元/平方米，而到了 2013 年我国商品房的年度销售价格就高达 5850 元/平方米，由此我们清楚的看到，在 2000 年到 2013年这 14 年中，我国每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上涨了 3902 元，年均增长率大于 10%，如此高的房价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尽管国家出台了例如“国六条”和“国八条”等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房价在短暂的下跌后，却依然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房地产市场自 1998 年房改以来发展迅猛，高速发展的背后就引发了连年来居高不下的房价，在近十几年中，房价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0%，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一种居高不下的趋势。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百姓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而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当今社会两大热点问题“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差距”这两者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为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以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现如今持续过高的房价已经令大多数的老百姓“望而却步”，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可支付能力，而与此同时，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成为了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本文将这两个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进而分析这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影响机制，为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以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般而言，我们将房地产这一概念分为广义的房地产概念以及狭义的房地产概念，我们认为广义上的房地产价格应该指的是，地面上的土地、土地以上的建筑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配套设施等，但作为我国支柱性行业的房地产行业，其不仅仅是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的一个简单的概念，从实质上来讲它是由其他与之相关的行业部门所组成的一个行业，在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房地产开发前期的相关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以及投资活动，在房地产开发中期的和房屋建造相关的一些活动以及在房地产开发的后期所进行的房地产的销售以及维修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总和，而这就是有关狭义的房地产的相关概念，也是本文研究房地产价格所要选取的角度。

　　在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中，我们主要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中的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角度来对其进行相关的理论分析。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该商品的需求量如果发生变化，则会引发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即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同样也会使得该商品市场价格的增加，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同样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市场上该商品的供给量如果发生变化，则会引发该商品的市场会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即商品的供给量的增加会使得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负相关的关系。[2]从图 2.1 和 2.2 需求定理以及供给定理图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市场上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的高低会同时受到商品需求量以及供给量的影响，因而作为一种高价格商品的房地产同样也适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定理，下面我们将分别从需求以及供给这两个方面来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第三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实证的手段和方法，利用 Eviews 7.0 计量软件为工具，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取 1995 年到 2013 年我国 25 个省份（剔除某些省份关于“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的数据缺失）以及全国的数据，其中选取全国的数据为了从整体上分析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选取 25 个省份的数据是为了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分东部、中部和西部）间这两个变量间所产生的不同的相互影响作用。在实证方法上，我们首先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房价和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 VAR 模型，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更加详细的分析两者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并对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对于衡量被解释变量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指标选取上，在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测量指标，第一种是“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另一种则是“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关于选取哪一种指标的问题上，本文参考胡晶晶（2012）的研究，决定用我国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这一指标来反映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历年变化情况，这是因为相比较“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住宅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更加能够直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我国房价和居民收入差距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房价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上，本文主要通过财富分配效应、消费挤出效应以及通货膨胀效应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而在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房价的传导机制上，本文则是从房地产投资行为、资本市场的单向流通以及金融政策的杠杆作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由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房价和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互动的机制。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两者间的关系，我们运用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

　　（1）通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房地产价格的单向影响分析的结果模型中，我们得出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扩大会导致房价的上涨，此外房价还受到供给和需求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供给角度来看，房地产投资总额的增加会抑制房价的上涨；从需求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镇化率的增加会抬高我国的房价。

　　（2）通过我国房地产价格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单向影响分析的结果模型中，我们得出了房价的上涨会使拉大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此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同样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就业保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我国人均GDP与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同向关系、城镇失业率的下降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3）通过建立房价和收入差距两者的VAR模型，我们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在滞后期为2的时候，居民收入差距是房地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同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也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即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我们从随后所进行的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可以得出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正向的影响，但是房价的上涨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弱于居民收入差距对房价的影响。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气候问题与资源枯竭问题受到重视。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传统的高碳能源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峻，从而导致能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暖形势显得尤为突出。在传统能源的双重危机下，新能源因此受到重视，由此新能源的应用及新能源产业蓬勃兴起。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催生了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在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9 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也表明中国正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严重的传统能源安全问题。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激励扶植新能源产业，面对来自发达国家新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在 2010 年 9 月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新能源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七大重点方向之一；2012 年 7 月，在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即核电技术产业、风能产业、太阳能产业、水电能和生物质能产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推动我国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能源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新能源产业有了较快发展,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能源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企业。我国正日益加快能源产业战略转型的步伐,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培育新能源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文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繁荣。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抢占世界新能源技术前沿制高点的战略机遇期。新能源产业引领未来产业革命的方向,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要点。加速中国新能源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提升，从而有助于确立在世界新能源发展中的新地位，最终改变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局面。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使得世界能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日益严峻。本文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衡量技术效率，可以了解在同等要素投入条件下，企业实际产出水平与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量的距离。以此作为衡量标准，能够反映企业对现有资源最有利用的能力。通过分析影响新能源产业技术效率的因素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最优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大量投资的相对粗放的高能耗模式。本文的选题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察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并分析影响其技术效率的因素。无论是从产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提高新能源产业技术效率对加速中国能源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能源也称非常规能源，通常是指在传统能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能源。1980 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首次将新能源定义为：将新技术和新材料作为基础，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得到现代化的开发和利用，用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能源取代资源有限、对环境有污染的化石能源，要求重点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氢能和核能（原子能）。日本新能源产业的起步较早，在 1997 年颁布的《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3中较为全面地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对新能源进行界定:供给方新能源包括太阳能发电与热利用、风力发电、废弃物发电与热利用、生物质能发电与热利用、温度差能;需求方新能源包括清洁能源车、天然气热电联产、燃料电池等。我国学者穆献中等（2007）[28]按照划分的标准和角度来定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认为新能源主要是指在新技术的基础上系统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着重强调未来世界持久的能源系统，而可再生能源是指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可连续再生、永续使用的一次性能源，特别强调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能源的可再生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共同交集同时也有所区别，但新能源大多属于可再生能源，因而本文也将新能源一般等同于可再生能源。

　　对效率测量方法的研究，可以将效率评价的方法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前者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用统计方法估计出模型参数和效率值，最常用的是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后者是用一种数学规划方法，建立相应的前沿模型估算效率值，该方法也叫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这两种方法都是对经济单位的投人产出进行分析，得出每个经济单位每个时刻的效率值。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是线性规划模型的应用之一，是运用数学工具评价经济系统生产前沿面有效性的非参数方法，通常用来衡量同类型组织的相对效率。DES 方法的原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MU）的输入或输入不变，借助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 DEA 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 DEA 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组织的相对有效性。美国著名运筹学家 A.Charnes、per 及 E.Rhodes（1978）[4]等人最早提出 DEA 方法，他们的第一个数学模型命名为 CCR，该模型用来研究同类型组织特别是具有多输出的生产部门是否“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随后，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与实践，并得到不断完善。

　　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我们了解到目前很多学者在分析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时集中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将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速动比率、资产报酬等财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本文第三章影响我国新能源产业技术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介绍，由于外部因素的指标量化有难度，笔者在分析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时将侧重于上市公司内部因素的考量，分别从企业规模、企业性质、股权集中度及员工素质等四方面内部因素进行分析。

　　企业规模会为公司带来成本优势，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会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一般来说，大规模企业相比小企业具有更大的优势，在资金、技术支持、管理水平、员工素质、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更胜一筹。但是，中小规模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可以抓住市场机遇，实现企业转型发展。本文将选取上市公司年末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公司规模，由于影响因素的实证采用回归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实际数据处理中将使用其自然对数值来进行计量，用 GM 表示。

　　.

　　本文主要对我国新能源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新能源产业及技术效率进行相关理论分析，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影响产业技术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对行业的测度来反映产业的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选择水电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核能等五类开发技术相对成熟的新能源，共计 34 家上市公司，选取公司在 2010-2013 年间的财务数据，测度 4 年间的技术效率变动情况，并从不同能源类型的视角出发，分析比较五类能源技术效率指数间的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新能源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值的基础上，构建 Tobit 面板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新能源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因素。经以上内容分析，得到下述基本结论：从技术效率测度的情况来看，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值为0.8138，总体技术效率水平还存在提升的空间。五类新能源中，技术效率水平最高的是核能，其次是生物质能，后面三位依次为太阳能、水电能和风能。四年间，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产业总体技术效率水平呈上升趋势，并且总体趋势较为平稳。从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来看，本文在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四种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内部因素，分别为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员工素质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新能源产业内上市公司规模不当与其技术效率呈负相关；新能源产业内非国有法人上市公司与其技术效率呈正相关；新能源产业内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其技术效率呈正相关；新能源产业内上市公司员工素质与其技术效率呈负相关但不显著。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企业内部层面以及外部环境层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汽车产业作为一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与其他产业都有着很高的产业关联度，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带动作用，被比喻为工业火车的火车头。而发达国家对汽车产业的发展经验表明，汽车产业产值每增加1元，就会对上游产业产生0.64元的中间投入需求，同时也会对其下游产业的总产出增加2.63元，汽车产业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言而喻。1956年，随着长春汽车厂的建立，拉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序幕，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经济平均以超过9?^的速度增长，而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汽车产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汽车工业总产值不断增加，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2013年中国汽车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39225.4亿元，成为整个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从2009年开始，当年中国汽车产量高达1379万辆，同时汽车销售量也达到了惊人的1364万辆，首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汽车销售市场，到2014中国汽车市场生产量已经达到2372万辆，而汽车整车销售量也达到2349万辆，连续六年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市场。伴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一国汽车产业的对外开放度也在不断提高。以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AMC)签订合同，采用合资形式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为标志，中国汽车产业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历程，之后汽车合资企业不断涌现。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对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逐步落实，汽车产业全面对外开放，而全球主要汽车巨头均看好中国汽车市场，开始对中国汽车市场进行新一轮的扩张和投资，外资汽车企业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己经主导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2013年外商投资的汽车企业总数为743家，占中国全部汽车企业总数的22.6%，外资汽车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0544.29亿元，占中国汽车工业总产值的26.9%。

　　D.R.Roberts(1996)对汽车保险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分别使用了判别分析法和DEA模型，并对这两种方法作了对比，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具有相似结构的生产单元进行比较时，DEA方法比判别分析法更具有优势，但对没有相似结构的决策单元进行比较时，判别分析则更合适[1]。ChristosPapabxistodouloii(1997)以车型性价比作为衡量汽车制造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使用DEA模型，对1996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制造企业当年在产和销售的一共121款不同的汽车车型的性价比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制造企业市场竞争力上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即使是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国家其市场竞争力也有着很大的差别[2]。InhaOh，SeogwonHwang，JeongDongLee，AhnasHeshmati(2004)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韩国汽车制造企业所制造的不同汽车的性价比状况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韩国规模较大的汽车企业无论是在生产效率还是在市场竞争力上都比规模小的企业表现要优异一些[3]。由于传统DEA模型无法对当前数据和过去数据进行对比研究，SugiyamaManabu(2000)为了便于将汽车产业的效率同过去进行对比分析，以建立“虚拟决策单元”的方式对DEA进行改进，这种对数据包络分析的改进扩展了该模型的研究前提，有效的提高了模型的适用性。Seemasha(2004)研究了印度90年代初到20世纪初这十年间印度对外开放对印度汽车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采用了全要素生产力指数法研究了印度汽车业效率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印度汽车业效率没有得到明显提升的结论[5]。

　　在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比效率这一词使用的频率更高的了。自有人类就会有生存和发展问题，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限性，要求人们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必须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以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可以说整个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如何让进行制度或交易上的安排，以使得人们在宏观或微观经济活动中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效率从直观意义上讲就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即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产量或在产量既定的情况下使投入最小。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讲义》中给效率下了这样一个的定义：“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不存在其他可能的配置点，能够保证所有人在该经济中，与他们在初始时的情况相比没有变差，而且至少有一个人与初始情况相比更好，那么这时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尽管帕累托使用的是“最优”这一概念，但实际上这句话讲的是一个关于效率的定义，后来“帕累托有效”慢慢替代了“帕累托最优”这一概念。《经济学》作者，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谬尔森给效率下定义为：效率意味着没有浪费，即当“经济中要增加一种物品的生产时，就必需要相应的减少另一种或几种物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运行就是有效率的”。

　　确定性前沿分析方法(DFA)Farmll(1957)为技术效率的分析研究给出了一个全新分析模式，他的研究使技术进步边界生产函数相联系，而与平均生产函数相脱离，这时达到最佳生产状态的经济主体都在生产边界上进行生产，其他只能在生产函数的内部，这种方法体现了最优与非最优的对比，从而比索洛余值更加接近现实。之后许多学者都直接设定生产边界的函数形式，推动了确定性参数前沿(DeterministicParameterFrontierApproach，DFA)方法的发展。确定性前沿分析假定所有的生产单元都有一个上确界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生产单元有一个共同的固定生产前沿面，并假设残差是大于或等于零的，并以此为唯一约束构建了一个以偏差值最小为目标的线性规划来求得参数的具体值。比较典型的模型有Timmer模型、Richmond模型[27]和AC模型。

　　目前我国内资企业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与外资汽车企业相比，企业数量众多，但平均资产规模较小。而汽车产业是一个规模效应很强的产业，因而适当提高企业资产规模对于获得规模报酬，提高企业效率有着很好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汽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盲目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会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效果未必如愿。而通过兼并重组的形式，一方面会迅速提高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不会加剧产业内的竞争。而我国目前汽车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集中度较低，而国内汽车企业中，2013年亏损企业达361家，占内资汽车企业总数的14.18%，这就为内资优秀汽车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目前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成为全球汽车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而跨国公司很早之前就已经看好中国市场，开始对中国市场进行布局，以各种方式抢占中国市场，己经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者，内资汽车企业而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所具备的优势资源越来越少，这迫使我国内资汽车要主动出击，加快海外市场拓展的速度，积极主动的迎合世界市场的要求，加快推动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内资汽车企业国际化应包括三个方面，即生产的国际化、研发的国际化和品牌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方面，要鼓励和支持部分有实力、能力较强的汽车企业集团积极主动走出去，通过合资合作、海外兼并等方式实现海外建厂，加快汽车生产的当地化，以减少贸易壁鱼和摩擦，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本文在对中国内外资汽车企业效率比较研究过程中，由于受时间和篇幅所限，尚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清楚，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主要有：

　　(1)增加评价单元选取的数量和时间跨度，优化评价指标的选取。DEA模型在大样本和长时间跨度条件下，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可靠、有效率。国外学者在使有DEA模型时，少则选取几十个评价单元，多则有几百个。我国内外资汽车企业整体数量很多，但由于受到企业信息披露，搜索途径和成本的限制，只搜集了内外资汽车企业整体和7家代表性企业，很多代表性的内资汽车企业如夏利集团，力帆集团，由于缺少所公开的财务数据，因而没有将其选入评价单元。基于同样的原因，在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上，如企业的净利润，期间费用等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无法获得，故只好退而求其次，而且在投入产出指标上只选取了财务指标，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的加入非财务指标。

　　(2)在效率计算和评价方法上的改进。如前面所述，在效率测算和评价方法上有很多，但本文只选择了DEA模型作为效率测算和评价的方法，未与其他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而DEA方法与其他非效率测算方法给合在一起，能更加有效的分析和研究内外资汽车企业在效率方面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3 年 GDP 年平均增速高达 9.98%，中国 GDP 总量世界排名由 1978 年的第 10 位跃居 2013 年的第2 位。而近两年在中央宏观调控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那么市场流动性将会受到抑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将会减少，对黄金的需求量就会受到抑制；当通胀得到控制后，居民选择黄金作为避险方式的热情也会减弱。但是，若经济增速放缓会造成人民币走软及政局的不稳定，那么黄金的避险功能仍会显现出来。因此需要对新常态下的中国黄金的供需趋势进行判断。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从长期来说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黄金价格亦是如此，但由于黄金的特殊性，金价除受供需基本面影响之外，更是受到美元指数、通胀率、原油价格、CRB 指数、股票数据、政治局势、央行的抛售或购买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从而反映美国的进出口竞争能力和成本的变动情况。因为大宗商品是以美元计价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美元指数上涨，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若美元指数下跌，则反向变化。在国际市场上，黄金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指数与金价应当呈反向变动。据统计，金价与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为-70%，金价与美元指数同向变动为 30%。

　　矿产资源作为现代工业的粮食和血液，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进行中长期预测是国家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国内外学者对于矿产资源需求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系列的需求预测模型。L.Suganthi（2012）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预测模型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主要的需求预测模型有：计量经济模型、分解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投入产出模型、自下而上模型等，另外还包括消费强度模型（Linda Warell，2014）和系统动力学模型（NastaranAnsari and Abbas Seifi，2012）等预测模型。但这些需求预测模型多是应用于大宗矿产，例如：Volkan S运用ARIMA模型和季节性ARIMA模型对土耳其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进行预测，认为ARIMA模型的预测结果更加可靠（Volkan S,etc，2007）。Weimin Ma通过灰色预测模型、粒子群优化算法预测了中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和消费量（Weimin Ma，2013）。Li Zheng将能源混合投入产出模型运用于分析中国30个地区的能源消费差异（Li Zheng，2014）。Xiang Yin通过对中国钢铁行业的九个消费领域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对中国2050年的钢铁需求进行了预测（Xiang Yin，2013）。Linda Warell选取42年来61个国家的数据，运用消费强度的方法对全球钢铁的消费量趋势进行分析（Linda Warell，2014）。D.P. van Vuuren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选取矿床品位、开采成本、能源消耗等因素对全球金属矿产的需求量和产量进行分析预测（D.P. van Vuuren，1999）。Roger F. Naill和Chi KC通过建立能源供应与需求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为美国和英国的能源部制定能源政策提供建议（Roger F. Naill，1992；Chi KC，2009）。Ibrahim Abada通过建立能源替代和能源历史价格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了天然气的需求函数（Ibrahim Abada，2013）。

　　矿产资源作为非可再生资源，每种矿产资源的资源禀赋是有限的，矿产的产量都会达到其生产峰值。但是对每一种矿产资源来说，产量峰值的到来取决于地质、经济和技术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弈。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来不具有经济效益的矿产资源可能会变得具有经济性。矿产资源产量峰值并不意味着产量枯竭，指的是在资源量和开采条件的约束下，矿产资源的生产存在的高峰产量，随后产量会开始下降。对矿产资源产量峰值的预测不仅仅是为了得出矿产峰值产量与其形成时间，更是为了研究其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提出应对策略。国内外大多数研究矿产资源产量峰值的学者主要从事的是石油峰值的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 M. K. Hubbert，他于 1949 年提出任何自然耗损性有限资源体系的完整生命周期曲线都具有“钟型”特征，这一曲线可用 Logisitic函数进行模拟，这是首次提出石油产量的“钟形”规律（Hubbert M K，1949），并由此开创了峰值问题的研究先河。依据这一理论，他成功预测了美国 48 个州（不包括阿拉斯加州）的石油产量峰值。爱尔兰地质学家科林坎贝尔继承了哈伯特的理论，进一步对石油峰值进行研究，并成立了石油峰值研究会。中国学者对石油峰值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先生于 1984 年在专著《预测论基础》中论述，任何事件都有“兴起成长成熟衰退”的自然过程（翁文波，1984），油气年产量的盛衰变化可以形象地表示为有限体系中的一个生命旋回，它一方面随着勘探程度的加深与时间变量 t 呈幂函数增长，另一方面又随着剩余资源量的减少与时间变量 t 呈负指数衰减（翁文波，1984）。基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泊松旋回模型，通常被称为“翁氏模型”。在

　　对大宗矿产来说，矿产资源的消费量是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选取大量国家的矿产资源消费数据进行研究，从中总结出大宗矿产的消费规律。目前国内成熟的矿产资源消费规律主要有：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与人均 GDP 的“S”形规律，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倒 U”形规律，矿产资源消费的波次递进规律等（王安建，王高尚等，2002）。通过对全球 20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年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人均矿产资源消费与人均 GDP 之间呈“S”形规律。即在工业社会，对矿产资源的消耗较少，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增长缓慢；进入工业化社会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矿产资源的需求量的增加，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加速增长并陆续达到顶点；但随着产业结构递进和向后工业化的过渡，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减少，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趋于稳定或下降。如图 2-4 所示，人均钢需求拐点位于人均GDP10000-12000GK美元区间，人均能源需求位于人均GDP20000-22000GK美元区间，人均铜需求和人均铝需求位于人均 GDP17000-20000GK 美元区间。

　　自 1991 年以来，我国金矿就开始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矿产金占黄金消费量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52%增加到 2001 年 84%。随着 2002 年黄金市场的开放，黄金消费量增加迅猛，即使黄金产量也快速增长，矿产金占黄金消费量的比重仍出现大幅下降，由 2002 年的 93%下降到 2013 年的 40%。本文针对未来中国黄金的供需前景，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分析探讨。首先通过对黄金消费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人均 GDP 与人均黄金消费量、人均 GDP 与黄金消费强度之间均呈“倒 U”形消费轨迹；人均黄金消费量与人均国民收入密切相关；随着人均 GNI 的增长，单位 GNI 黄金消费量呈减少之势；随着 GNI 的增长，单位 GNI 黄金消费量逐渐下降。基于以上黄金消费规律，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的状态下，本文运用了灰色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及黄金消费规律预测的多种定量方法，对中国 2030 年前的黄金需求进行了分析判断。通过综合考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和中国民众的黄金消费习俗，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中国的黄金需求在 2030 年之前仍会持续增长。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的中国黄金需求的参考值分别为 1900 吨、2300 吨和 2500 吨。但由于人均黄金消费量与人均国民收入呈“倒 U”形规律，在欧美国家中，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8000-26000 美元后，人均黄金消费量将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黄金消费习俗不同，预计中国人均黄金消费量下降的转折点要延后到来。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黄金的资源状况及供需形势，借鉴国内外矿产资源需求预测模型与矿产资源峰值预测模型，探索了黄金不同与一般大宗矿产的消费规律，并构建了中国黄金供需预测模型，预测了未来 20 年中国黄金的需求量与产量，提出了我国黄金资源的发展对策，形成以下结论与建议：

　　1.我国于 2007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并已蝉联七年，2013 年时黄金产量为 428.16 吨；而我国黄金资源储量并不充足，黄金产量连年快速增加的局面难以维持。2013 年，我国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一大黄金消费国，黄金消费量为 1176.4 吨，供需缺口很大。

　　2.本文在借鉴前人建立的矿产资源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从黄金的属性出发，选取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典型黄金消费国家的相关数据，得出了黄金特殊的消费规律，即人均 GDP 与人均黄金制造业消费量、人均 GDP 与黄金制造业消费强度之间均呈“倒 U”形消费轨迹；人均黄金制造业消费量与人均国民收入密切相关；随着人均 GNI 的增长，单位 GNI 黄金制造业消费量呈减少之势；随着 GNI 的增长，单位 GNI 黄金制造业消费量呈指数下降。

　　3.在黄金消费规律的基础上，运用消费规律预测、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和灰色模型预测三种方法分别预测了中国未来的黄金需求量，认为到 2030 年中国黄金需求预测仍会增加；并综合考虑几种预测方法的优劣，得出 2020、2025、2030年中国黄金需求量的参考值，分别是 1900 吨、2300 吨和 2500 吨。

　　当前全球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以很快的增长速度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简称 BRICs），占世界经济的 15%以上，人口的 40%，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坚固“砖石”（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 奥尼尔，2001）。据预测，到2050 年，“金砖五国”的 GDP 将超过目前掌握全球经济线（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巴西前任总统卢拉曾说过，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挽救全球经济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使发达国家从中受益。发达国家已不再是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的唯一源泉，未来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应通力合作改变全球政治和贸易形势。国内外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全球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由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全球经济调整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再结合近几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逐步上升，中国应当抓住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力争早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十一世纪初是我国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已经勾勒出新世纪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行和基础的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将在实现这一蓝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矿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增长，要求矿产资源的消费总量不断增加，如果把全球主要国家的每种矿产资源消费量放在一张图上，那么中国必将是最耀眼的一条线。

　　本文将从矿政管理现阶段的目标与主要任务出发，对新形势下中国矿政管理的未来做展望，分析矿政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小的瑕疵。进而利用对我国矿业权管理制度的思考，试图为上述科学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最后提出矿业权布局优化的模型，供将来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全面推开以后的矿业权整合、调整、优化作参考。本研究对于中国未来矿业权管理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刚刚推行两年，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阻力和问题。而对矿业权的研究多集中于矿业权评估和矿业权市场，对矿业权管理尤其是矿业权布局的研究少之又少，仅有的善于矿业权布局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定性地观察、下结论的过程中，对矿业权的科学布局缺乏科学系统地理论。因此，矿业权布局的相关理论的研究亟需完善，矿业权设置优化的理论体系需早日建立起来。

　　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是国土资源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用来调整对国家领域及管辖海域的矿产资源进行管理、勘查、开发利用、保护等方面法律规范的总称。自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以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为核心，以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为基础，以各省市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为补充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它横向涉及矿山开发、矿山监管、矿山安全、矿山环境保护、矿产资源整合等方面，纵向涉及矿业权评估、矿产资源勘探、矿山建立、矿产资源开采、矿山关闭等程序，是一个多层次的、较为完整的体系。按法律效力，中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可分为四个层次（如图 2-1），自上而下分别是宪法、矿产资源法（法律层）、矿产资源法规性文件（法规层）和规范性文件（规章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法律属性做出了明确规定。《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宪法》中的规定构成了中国矿产资源立法的基本依据，包括：（1）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2）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3）国有矿山企业、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的法律地位；（4）环境保护；（5）矿业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6）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对矿业权（探矿权和采矿权）属性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机制，是国家进行矿产资源管理的必要前提，这也是我国矿业权立法修改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文中提到，要解决我国矿产资源消费量的飞速增长与我们矿产资源保障程度低的矛盾，一方面是走向海外，施行矿产资源“走出去”的战略，强化海外资源的勘查投资，善于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另一方面是立足国内，重视资源勘查，加大找矿投入，此外，还要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矿业权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立足国内”，对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做出适当的管理，保障矿产开采有序进行。为此，国土资源部提出了一系列矿业权管理制度。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及矿业权管理的主要制度包括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矿业权有偿取得、矿业权有序流转、矿产资源开发的行政管理、矿地使用、矿业税费、战略储备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以及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它们的设立为我国矿产资源的依法管理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矿藏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由此可见，《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国家所有权代表的是国家对全民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形态。全民所有制决定了国家所有权的具有全民意志和利益的本质特征，国家所有权是全民所有制最理想的法权形式。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内涵是指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对其所有领土和管辖的海域范围内的矿产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5.5 基于矿业权布局综合模型（REL 模型）的矿区分类...........99

　　矿区（S）一般是指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等活动的区域。本节在研究矿区的矿业权布局时，将矿区抽象成矿区布局模型（Mine Layout Model，ML 模型），包括矿山区、成矿远景区、空白区、无资源区和居住区五个部分。在与矿业权布局相关的研究中，把无资源区和居住区统称为非勘探区。如图 5-1 所示。矿山区（Sm）是指已经勘探完毕，具备开采条件准备开采或已经开始投入生产开采的区域，是矿产资源开采的主要区域。矿山区一般工作程度高，内设采矿权，对矿山区内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成矿远景区（Spa）是指利用物探、化探异常等地质手段圈出的可能存在矿体的区域。成矿远景区的地质工作程度较低，需要设置探矿权进行详查，发现矿体后将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成为未来的矿山区。空白区（Sb）是指尚未进行地质勘探的区域，或者地球化学、航磁等手段未发现成矿远景的区域，发现矿体的可能性较低。在适当条件下亦可在空白区内设探矿权进行勘探。非勘探区（Sn）是指整个矿区内不可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区域，具体包括居民生活区、河流、湖泊、交通线路等禁止勘查区。此外，勘查结束后，没有发现资源的区域也将其划入非勘探区。

　　本论文结合中国矿政的发展历程及管理重心的变化，对中国矿政管理现状做了基本介绍，认为矿政管理的核心是矿业权管理。随后介绍了中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并重点介绍了与矿产资源有关的管理制度。在第三章中，从近年来推行的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入手，先后分析了该制度的推行过程、取得的成果及该制度的优劣。在第四章中，通过对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矿业权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矿业权布局进行分析，结合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对矿业权布局进行系统地研究，将矿业权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分为三大类十一小类，并对每一类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提出合理的解决方式。随后针对这些布局问题进行整合模式的探讨，并总结出矿业权设置的基本原则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对矿业权布局的优化功能。在第五章中，将一般矿区抽象成一个简易的矿区布局模型（ML 模型），并在该模型中定义了三个重要系数资源潜力系数 DR、矿区勘探程度系数 DE、矿业权布局系数 DL，对这三个系数进行了计算及性质探讨。提出矿业权布局定理及其推论，最后一节论证了空白区的开发对矿业权布局的影响。在矿业权布局模型进行初探的基础上，在第六章中，用类比法，类比资源储量分类的经典模型，建立起“矿区管理综合模型”（REL 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将矿区分为八种类型，随后结合每类矿区的特点对下一步矿政管理的工作重心做出探讨。

　　1 绪论1.1 选题依据地质资料作为地质行业信息的主要载体，是地质工作形成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源。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需求将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其应用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地质领域。在大数据时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作为数据密集型科学和工作更产生海量数据，多元、多源及多类的地质数据如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为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等进行有效存储、集成和分析处理，使其成为有用信息，再通过各种专业模型的分析而凝炼为关键的数字知识，使其广泛地服务于社会，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和财富，是今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和产业化的新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质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矿产资源供应量占全社会物质供应量的 70%以上。截止 2013 年，我国城区面积达已到 20万平方公里左右，铁路里程达到 10 万公里，汽车拥有量超过 9500 万辆，公路里程约 500 万公里。步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支撑的地质行业也得到了长远的发展，矿产产值以每年 20%以上的速率在增长（图 1-1）。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束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瓶颈问题逐渐突出。通过加强地质工作，实现找矿突破是我国摆脱资源束缚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立足国内成为我国地质工作的首要纲领。地质工作过程中必将带来地质资料的积累，自建国以来我国地质勘查工作总投入 6445.6亿元，其中进入 21 世纪以来投入 4169 亿元，占总投入的 65%，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存在资料信息集中度不高，服务渠道不通畅，服务能力不强，综合研究不够等问题，难以发挥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巨大的潜在价值。国土资源部近几年通过推行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和产业化，使得我国地质资料汇交程度得到较大的提升，我国地质资料馆通过汇集的地质资料建立了一大批全国性地学数据库，并完成了一定的地质资料数字化和信息化，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提供了资源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政府主导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以高新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在给地质资料部门如何开发利用地质资料信息带来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给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郭线）。..1.2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国土资源部历来高度重视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工作，并先后出台了多份文件要求加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2009 年国土资源部在总结上海城市地质系统建设和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化发展经验，并听取业内多位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目的是为创新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满足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地质资料的需求，发掘地质资料的巨大潜在价值，减少重复地质工作（表 1-1）。国务院《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 年）》颁布以来，将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同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已被纳入我国“十二五”规划中，2015 年我国要建成中央和地方两级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体系，实现地质资料信息化、信息产权化产权市场化。最近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都在强调要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我国产权保护制度，同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市场规则逐渐公开透明，增强资源配置市场的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地质资料信息化、社会化和产业化都将迎来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过程中，我国现有的主要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主体或将成为享有一定经营自主权的市场竞争主体，如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地质资料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将在产业化过程中被逐渐开发利用，转变为主要的企业资产。未来随着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逐渐深入，新的地质资料服务市场主体会不断的成长起来。这样就对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形成了一个倒逼的态势，地质资料的产业化进程迫在眉睫。.2 相关理论基础2.1 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推荐阅读：正态分布，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方福前，199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经济发展的衰退，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导致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行为，加剧了政府赤字及持续的通货膨胀，为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客观的经济环境。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上世纪 40 年代末，之后相关学者开始不断完善该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框架，并于 60年代末开始发扬光大，其学术影响力不断上升。公共选择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学派，在布坎南和图洛克《同意的计算》出版之后，该理论才真正作为一支独立的学科出现。此后，布坎南的著作《自由、市场和国家》和《宪法经济学探索》等，又将公共选择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公共选择理论不但在经济学界受到推崇，而且还被政治学界视为经典。这一理论相关代表人物还有戈登塔罗克，他将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众投票方式解决，使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宽，研究非市场决策，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中提出四条考虑原则：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2.2 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经典的公共产品理论是由萨缪尔森在其著作《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认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可分割的产品效益、非竞争性的产品消费以及非排他性产品受益。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简单依靠市场对所有资源进行配置，将难以克服在市场“失灵”时，市场无法将所有资源配置最优化。公益性产品如果完全由私人或者企业来提供就会使得在经济效益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公共产品的提供的不足或者难以满足社需求。而完全由政府提供者存在低效率和质量的问题。政府提供可以作为市场的补充来进行公共产品的提供，或者两者进行进行合理的互补。公共产品理论最早成果之一林达尔均衡理论是在 1919 年由林达尔提出，该理论是林达尔在研究公共产品定价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税收是人们在享用公共产品和劳务相应付出的代价，人们对公共产品的享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偿，而是将费用隐含在税收当中。依据市场经济和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不仅要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还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填空补充、矫正和调节作用。政府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中心，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劳务。财政筹集收入和分配支出的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分配，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需求的调节。.3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及产业化研究......283.1 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研究...........283.2 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现状研究.......383.3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发展趋势........484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探讨.....504.1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特征研究.....504.2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554.3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研究........584.4 国内外不同产业产业化模式研究......644.5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探讨.......674.6 实证案例分析 ........725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选择分析..........795.1 评价指标体系内涵........795.2 构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选择模型意义.....825.3 指标体系建立 ........826 推进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对策与建议从前文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研究中得出，目前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存在机制不健全，服务手段和方式比较单一、服务面窄，缺乏服务的主动性等问题。通过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既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也可以促进现有服务机制的创新改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将转变以往的服务方式，更加注重市场需求，采取主动服务市场的方式。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是以公益性或商业性地质资料为基础，通过汇交政策将地质资料进行集群开发，并根据市场、政府及公众需要通过相应的信息平台开发出信息产品，同时在注重市场需求的开发相关产品延长产业链。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反馈机制的建设，通过反馈机制将市场、政府及公众需求及时进行反馈总而指导地质调查和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品的开发工作（图 6-1）。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地质资料汇交程度的提高以及基础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完善，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未来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将朝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创造了良好的契机。本章针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存在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促进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结论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对国内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概况，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现状以及相关产业的产业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国内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经验，剖析了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及存在问题，理顺了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的内涵，并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进行划分，通过构建评价指标模型对现阶段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型进行选择评价。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地质资料具有不确定性及多解性；模糊性和描述性；累进性和更新性；唯一性与稀缺性；垄断性和档案性等特性。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具有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属性；服务对象复杂与交叉；服务属性明显；可进行升级更新；可重复开发利用；信息服务产品相对匮乏和信息服务供应主体较为单一等特征。（2）目前发达国家的地质资社会化服务水平相对较高，大多数国家均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管理与服务体系，为满足社会多方需求，正处于由简单的借阅服务向知识服务方向转变过程中。当前发达国家高度重视资料信息的服务工作，把资料信息服务工作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满足社会需求、产品丰富多样和高效服务方式已经成为资料信息服务机构的基本准则。（3）国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提供方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主管的公共机构，使用政府财政资金；第二类是地质公司或者个人商业机构等，使用民间资本或者商业资本。发达国家将企业和个人的所提供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看作是一种社会化服务补充，甚至在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向市场化过渡，通过市场化服务回收地质资料信息化成本，提高了社会化服务质量，促使公共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国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加入市场元素，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通过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不仅可以更加合理的配置地质资料信息资源，更加合理的为社会大众服务，还可以创造出新的产业与经济增长点。............参考文献（略）2018年优秀经济硕士论文范文篇八1绪论1.1研究背景当今世界，移动通信业发展迅猛。移动通信业已经成为电信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数字化和网络化己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013年，全球手机的销售量己经超过了 18亿部，并且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中。中国的信息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移动通信业的快速增长也是推动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到2013年，我国信息产业总收入达到12.4万亿元，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利润总额和税金占工业总体比重分别达到9.1%、6.6%和4.0%;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3302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2.0%。根据丁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通信业经济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月底，全国电线亿户，其中移动用户将达到12.35亿户。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产业附加值、用户规模等宏观指标上，在微观上也有很大的体现。人们从最开始的1G时代只关注语音通信到2G时代可以发短信，打电话以及简单的数据传输。到了 3G和4G时代，人们不仅仅满足于语音通话服务，更多的服务要求体现在网络稳定性和速度上。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是技术发展的缩影，而技术发展恰恰又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组织者的企业，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这种发展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很多方面，这里我只考虑其中的经济学影响，更为准确的说，从时空分析的角度，这样的发展对消费者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交带来了哪些影响？提炼到学术问题，这里我主要研究这样的问题是：消费者如何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使得对于自身时空关系的处理能力达到最强？综上，本篇文章讨论的对象其实是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给个人时空关系处理能力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因此，本文会对国内外对于移动通信技术研究的经济影响相关文献综述、移动通信相关知识进行介绍，着重于对于供给的角度的分析。即使用PRN (产品、资源、网络经济）基础分析框架和从时空分析的角度建立分析框架（时空解构能力、时空重塑能力、时空转换能力）着重对移动通信进行分析和对用户时空关系处理能力演化进行解释，并以微信为例进行说明。最后综合前面的结论，分析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时空关系的影响，解释技术发展背后的经济学命题。1.2问题提出及意义三十年来，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迅速。毫无疑问，技术的发展对我们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无论从我们生活的方式还是企业的生产方式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到高速行驶的高铁上仍旧能够流畅使用的语音通信，小到一个能够支持随时随地与朋友互动联系的手机应用，都是这种影响的现实写照。但是今天我们更加关注这种影响在经济学的角度下是怎样的影响，它对消费者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种种疑问，都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提出的命题。更深入地，我们发现过去的经济学研究并未对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时空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消费者如何使用移动通信技术成果，使得对于自身时空关系的处理能力达到最强。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论文研究主题，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一方面，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话语权逐渐增强，参与了 4G技术标准的制定，正致力于巩固中国在世界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地位。而且技术的发展使得移动通信终端得以满足人们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在传统工业社会的很多功能被移植到移动通讯所构建出来的虚拟空间中。对于一名经济学研究生，笔者发现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移动通信的发展对消费者的时空关系带来的种种影响。另一方面，综合考察己有的研究移动通信技术的理论，我们发现，这些理论要么从移动通信扩散过程角度进行研究，要么移动通信市场竞争与管制进行研究。至于较少的对于移动通信消费行为的研究，研究方法都是基于对本国的消费者调查统计数据来研究用户偏好和选择行为、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顾客投诉等内容。缺乏对于站在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全过程的角度，对于移动通信技术对消费者的时空关系进行的经济分析。2理论分析框架2.1时空角度下的供需分析的特点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通常以具体的特定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视角多着重于产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部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垄断关系、合作关系，以谋求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在经典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中，结构主义学者们推崇对结构-行为-绩效模式的应用与市场供需活动和政府政策所构成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在SCP分析框架中，学者们通过对生产者规模及分布、进入壁全条件、产品差异、定价策略、合谋、产品选择、内部组织等等方面来分析市场中的供需关系。更多的，新结构主义学者对于SCP分析框架的不断修正完善也好，芝加哥学派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博弈论的深入完善补充也好，其中的核心思想都习惯于停留在固定的空间、静止的时间中去分析市场行为、绩效和结构。没有考虑时间的变化是否会对供需双方带来的地位改变和行为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即是市场结构、绩效、行为不变，由于时间的变化，也会对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影响。并且，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没有从分析方法和过程中体现出时间的价值。本文采用的时空分析框架对时间和空间的考虑更加全面具体。PRN分析框架本来就是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的，对于产品的基本特性、核心功能、不同功能的特点上都全面考虑了空间和时间的特点。并且，这样的分析是考虑了时空特征的变化的。例如，互动功能的一个特点就是空间可创造性，这样的性质是指虚拟社交空间的创建和消灭，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包含时空动态分析的视角。.2.2时空关系研究从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顺序来看，总是空间域先于时间域。因为空间域鲜明具体，人们很容易找到具体的表征对象，也根据自己的躯体经验就能很好地理解它，而时间域却比较抽象，难以把握，探讨起来相对抽象。因此，由空间概念意义映射到时间域就能更好帮助人们把握时间概念。实际上，除了经济学以外，空间地理学、测绘学、地图学、土地信息学、人文地理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都在不同的角度引入时空的视角，注重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并且讲究二者的统一考虑。虽然目前没有对时空关系概念的明确解释和针对性的分析，但是我们仍然从各个学科中看到时空关系的端悅。在汉语中，随处可以见到一些“定点时间”加上“空间方位词”组合之后仍然表示时间概念，如“午”（十二点钟），午前、午后、上午、中午、下午。朱晓军（2008)认为这样的现象是“日常语言中时间常常被理解为空间，用空间模式来构筑时间概念，这在很多语言形式上都能体现出来。”王新杰（2011)则在土地利用时空关系研究中认为土地利用演化模式可以具体分为时间序列演化和空间结构演化，二者的结合才能综合反映城市的发展轨迹。赵猫（2011)则认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必须要在研究中把静态的横断面考察和动态的时间序列演变分析相结合，主张建立时间维和空间维上进行横向、纵向的土地时空关系研究。在社会学中，吉登斯对时空概念进行了延展和梳理。他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会导致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断裂，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解放使得社会关系得以重组。他同时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推进了现代生活中现代性的发展，正是由于现代社会中跨越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的重组使得许多社会关系超越人们生活的熟悉经验，“整个社会变得危险”。他认为全球化是“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相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