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陶瓷史学：中国古陶瓷研究个案与反思

　　推动陶瓷史学：中国古陶瓷研究个案与反思。3月11日至12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及文科科研处联合举办了“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来自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深圳文物考古鉴定研究所、深圳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日本及浙江省相关陶瓷研究最新进展，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陆明华以郎窑为个案，作了相关问题的报告，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研究员就珐琅彩为题作了个案分析，深圳博物馆研究员郭学雷就古陶瓷研究方法作了多面向探讨的陈述。以下是部分报告内容。

　　日本有很多中国陶瓷。可以分两种：一个是收藏，收藏里有传世收藏的，有20世纪收藏的，还有私人捐献的。其中大部分（藏品）现在在公家的、私人的博物馆、美术馆，还有其他的（存在于）一些寺庙或私人（收藏中）。我工作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很多中国和韩国的陶瓷，所以我们研究自己馆藏的东西。另一个，日本还有出土的中国陶瓷，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日本考古学家负责，所以以前有些考古学家专门研究中国陶瓷。

　　博物馆、美术馆一般通过展览、开研讨会来研究中国陶瓷。以前有很多关于中国陶瓷的展览，但是这十年左右数量少了一点。东京国立博物馆与出光美术馆都馆藏了很多中国瓷器。根津美术馆三年前也举办过南宋的青瓷展，都是很好的展览。还有爱知县陶磁资料馆，虽然现在日本研究中国陶瓷的气氛不太流行，但是他们馆做得比较好，且都是介绍从中国新发现的东西和资料。

　　此外，现在日本出土的、考古发掘的有不少中国陶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冲绳琉球的首里城，现在仍在发掘，我今年1月去那儿，正在挖一些遗址，刚出土了清代的官窑瓷片，这个很有意思。还有福冈博多遗址、京都相国寺遗址以及岩手平泉中尊寺等。

　　研究方面，有单位间的，也有个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交流也趋向国际性。如近几年的成果《关于东亚地区的陶磁生产技术的传播的调查研究》、《中国南北朝时代陶磁的调查研究－青瓷、白瓷、铅釉釉陶器为主》等，参与者有日本、中国、韩国三国的学者，专业角度不同，一起合作，一起考察，有很大的收获。

　　另外，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陶瓷的美术史，推荐阅读：毕业论文？（即）陶瓷史学可不可以成立？现在关注陶瓷的专家，有考古学的、历史学的、民族史学的，作为陶瓷专业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我个人非常希望将来做成一个陶瓷史学、陶瓷文化学，这是一种专业的学问。这个方向我与同龄的森达也先生经常讨论，会不会成立陶瓷史学。我觉得亚洲地区特别韩国、中国、日本地区的学者要一起努力。

　　台北故宫近年来配合本院研究与收藏举办的展览中与陶瓷有关的包括宋代五大名窑（官哥钧汝定）以及明清官窑。选择清宫画珐琅作为报告主题的原因是，最近举办关于珐琅的展览。早期画珐琅研究包括1930年代杨啸谷的《古月轩瓷考》、1960年代George Loehr的《清廷的传教士画家》，刊载于东方瓷器协会学报第34期以及1980年代朱家溍的《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为主，曾经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杨伯达先生《刍议清宫画珐琅起源》，对于画珐琅的产烧时间有相关论述，这篇文章大概发表在1980年代，可在其论文集中看到这篇文章，文集出版的时间是1989年。

　　(2) 内廷恭造式样问题。样式是比较重要的议题，也是杨伯达先生提出的，相信他是仔细看过造办处的档案，所以他以雍正朝为基础，提出画珐琅反映雍正皇帝提出宫廷产造的样式要与宫外不一样这个议题。后来中国大陆、台湾年轻学者注意到画珐琅的装饰纹样问题，应该是杨伯达先生陆续引发出来的。一如，雍正朝画珐琅的诗是只有唐诗吗？后来大家发现不是只有唐诗，还包括后来历代名家名作。又如，雍正朝开始出现材料的问题等等。

　　(3) 粉彩、洋彩、珐琅彩的分类。这个议题谈得比较重要的两篇文章来自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以及在座的周丽丽老师。分类里主要提到，珐琅彩使用珐琅料然后在清宫画做成的作品，洋彩与粉彩指在景德镇所绘制烧造完成的作品。跟随着分类而来的是后续更细致的讨论，更细致的讨论是因为在雍正六年以后，珐琅彩的彩料不只在宫廷使用，也会发配到地方上使用。

　　(4) 清宫造办处成立背景中的西洋影响元素。虽然由西方学者很轻描淡写地点出，但是后来在中国学者比如吴焯先生在《来华耶稣会士与清内廷造办处》这篇文章中列举造办处成立的背景里面他也把珐琅列入了考虑。

　　(5) 宫廷与地方的交流。这是前两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议题，王光尧、许晓东都谈到透过画珐琅可以观察到清宫、景德镇、广东地方的交流。

　　跟随着上述5个议题而来的有两本专著，周思中的博士论文《清宫瓷胎画珐琅的艺术及历史研究：1716-1789》，1716年所代表的是马国贤在日记中所讲他跟郎世宁被交互画珐琅的那一年，周思中希望透过瓷胎画珐琅观察所谓的分期问题。另外一本论著是台湾年轻学者施静菲教授所写的《日月光华》，跟周思中博士（研究视角）刚好相反，（讨论的）是影响元素的部分。

　　(6) 科学检测观察。北京故宫博物院在1992年曾经发表过文章，因为他们有破片标本，所以他们可以透过实地的破片标本进行检测。他们所观测的是色料的国产和进口的问题，但是因为数据基础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做出区分。至少观察到珐琅彩施釉是使用吹釉的技法，这一点可以跟传教士殷弘绪书笺中所叙述的相对照。

　　(7) 透过展览归纳康雍乾三朝画珐琅的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较多。过去无论是鼻烟壶展览，瓷胎画珐琅展览，还是铜胎画珐琅展，从1970年代到现在，大家所想厘清的议题不外乎以上提到的这些。台北故宫举办有关珐琅展览的原因是多数传世实物都收藏在这里，有很大的优势透过实物鉴证各家的说法，或者检证档案文献的记载。

　　龙泉窑是我们所很重要的课题，对其开发的过程大致分为：第一阶段，1959年末1960年初，为恢复龙泉窑对大窑、溪口、金村等三地进行小规模调查与试掘。第二阶段，1979－1982年，紧水滩水库的抢救性发掘。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以龙泉窑课题为目的的全面系统调查研究，包括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发掘、2010年溪口瓦窑垟窑址发掘及溪口片区窑址调查、2011年小梅瓦窑路窑址的发现与发掘、2012年大窑地区的调查与试掘。

　　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泉南区窑址。龙泉南区窑址分成大窑、金村、溪口及石隆四大窑址群，以及近年新发现的瓦窑路等窑址。这是龙泉窑产品生产的核心地区：时代至少从北宋早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序列完整、产品种类丰富、产品质量上乘，是历代龙泉窑产品的代表。除白胎产品以外，黑胎产品均集中分布于此区域内。

　　2012年有一些新进展，我向大家汇报关于大窑地区的主要收获。大窑地区2012年调查工作包括窑址的调查、窑址的试掘，以及与古代窑业相关遗存的调查。

　　大窑位于龙泉市小梅镇东北大窑村，东靠琉华山，大窑溪自北而来，沿琉华山西麓穿下村而边，在上村与下村之间折向西北，经碗厂、新亭、高际头，在大梅口与瓯江上游－小梅溪汇合，大窑村位于“V”字形山谷中。窑址分布于大窑为中心的V字形山谷的两岸：西起高际头，东南经新亭到大窑，折向北经岙底到垟岙头、三里。目前共发现窑址84处。

　　大窑地区的试掘工作，是在调查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岙底地区针对两宋时期地点展开，目前共试掘8个地点、10多条试掘沟。此次试掘主要是清理废品堆积，试图在地层上更多地了解各个时期产品的基本面貌。

　　调查试掘的主要收获包括，对窑址的数量、分布范围、面积、每个窑址的基本产品有了初步较详细的了解；确认大窑地区窑址时代最早始于北宋中晚期，历南宋、元、明各个时期；确认大窑地区的岙底片，也即俗称的官场地区是窑址分布的核心地区，不仅是最早烧造青瓷的地区，也是各个时期产品质量最高的地区，不仅有枫洞岩窑址，生产黑胎青瓷的主要地区，许多大型高质量的器物仅发现于这一地区；初步明确了大窑地区是龙泉黑胎产品的主分布区，共发现22处，又以岙底片为核心，几乎每个窑址均有发现；黑胎青瓷在质量上差别很大，既有薄胎厚釉类产品，也有厚胎厚釉、厚胎薄釉，除粉青釉外，也有透明的玻璃釉；在时代上，除南宋晚期的产品外，上可推至南宋早中期，下可延至元代；黑胎产品很可能在大窑地区有其发展序列，不排除在大窑地区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可能。

　　此外，还获得了一些分期的进展，如：多个地点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情况，从北宋晚期到南宋晚期均有；对于两宋时期的更详细分期提供了可能；目前两宋初步各分成四期（或组）。2012年，还对大窑地区与窑业相关遗迹做了调查，主要包括古道路、河道、庙宇、古遗址等，也包括大窑村的姓氏、家谱、传说等。

　　中国古陶瓷研究经历三个阶段。民国之前，主要是明清文人鉴赏时的品评。民国时期的窑址考察，主要是以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窑址的系统的调查，科学发掘。研究由单一的古玩鉴赏，单一的文物考古手段已经扩大到了各个相关领域。而且古陶瓷研究已经开始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发展，呈现出各学科交叉渗透的局面。

　　目前古陶瓷研究朝着多学科整合方向的发展，迫切要求研究人员掌握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建立逻辑严密的推论方式，对古陶瓷做一种周严而立体的研究。但是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多数从事古陶瓷研究的人员缺乏一些研究方法和基本训练。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已很难适应古陶瓷研究领域复杂的局面。

　　从近几年实践来看，我认为古陶瓷研究要关注以下方面：宏观视野，微观研究，多视角的观察，批判性的思维、正确引用文献、充分利用图像学资料、良好的知识储备及收集整合材料的能力。

　　宏观视野，就是把握大的脉络，问题在宏观视野的研究之下相对而言比较精准。以往的研究太过于关注细节和个案，有时候复原古代陶瓷社会生活的时候会丧失古陶瓷里的重要信息，恢复古代社会生活细节方面的价值也大打折扣，因此整个研究首先应该放在宏观视野下做观察。宏观视野包括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和跨社会背景。

　　微观研究主要是敏锐的观察能力，包括鉴定和辨识材料的能力，对遗迹遗物观察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谢明良教授“唐三彩”的报告中对工艺上的观察就是常人少有的观察角度。

　　再比如充分利用图像学资料。图像学资料是另外一种史料，形象直观，是最原生态的信息。例如最近找到的一个拍卖资料，《成化皇帝御花园赏乐图》，里面就绘有官钧瓷器花盆，可以说明官钧的年代。近年来的研究尽可能用这方面的资料作为研究中的佐证。

　　总之，古陶瓷研究决不能限于单一的方法，这样势必挂一漏万，而且各种研究方法也不应是彼此排斥，应该相辅相成。借用某位艺术史研究者的形象比喻：综合性的研究好比是分布在四周适当角落的照明灯，分开来看虽然都是一灯孤悬，但是合拢来看未必不是交相呼应，彼此照应的。如果我们的研究能有这样的视角，那么古陶瓷研究领域必将大放光彩。

　　（陆斯嘉根据会议内容整理，感谢复旦大学文博系研究生崔倩、杨小语、李丹、霍晓骞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