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不能停留在文否则永远赶不上世界

　　钟南山：不能停留在文否则永远赶不上世界，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一份文件《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强调需“SCI至上”，重塑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前期，由于在新英格兰医学发表论文一事，高福院士被推上的风口浪尖。而据报道，59岁的他至今已发表SCI论文超过500篇，而84岁的钟南山院士仅发表200余篇。

　　与此同时，《意见》也让大众想起去年“为追女博士送出5篇SCI论文”的丑闻。

　　2019年7月，网传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女博士李某同时与4位男博士交往，其中一位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硕士生导师陆某，交往期间送了李某5篇SCI论文，陆某发现“劈腿”实情后服30颗安眠药试图。

　　SCI全称为“科学引文索引”（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创刊于1964年，进入SCI这一刊物的论文即为SCI论文。

　　简单来说SCI是一个索引数据库，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你可能要问：一个数据库怎么有这么大能耐？这就不得不提SCI用于衡量科研影响力的标准——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缩写IF）。

　　我们熟知的Nature、Science、《柳叶刀》等期刊之所以权威，很多人的理由是：影响因子很高，如Nature、Science的影响因子一般在40左右，《柳叶刀》则经常50起跳。

　　简言之，刊载被引用率高的论文的期刊，就容易进入SCI；而能进入SCI的论文，必然是科研水平及学术影响力受到广泛认可的。

　　除了影响因子，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表示，SCI每年选刊还有2个严格标准。

　　首先，入选SCI的期刊需要是一本严格的同行评价期刊，推荐阅读：催稿信，期刊绝大部分论文需经过同行评价的程序，由相同领域专家判断其是否达到刊载在本期刊的学术水准。

　　此外，还需要考察期刊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的认可度，这就涉及到学术语言的问题。张端鸿介绍，非英文的SCI期刊极少，将近99%的SCI期刊都是采用英文表述。

　　经过几十年的沉淀，SCI从一种单纯的文献检索工具，慢慢发展成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的金标准。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国内缺乏有效的学术评价标准，南京大学率先引进SCI作为科学评价的重要指标。

　　1995年，国务院批准启动了“211”工程（包括之后的“985”工程）后，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世界一流的学科成为高等教育的重心，SCI论文也逐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价指标之一，此后，中国学者在SCI发表论文的数量逐年攀升。

　　数据显示，1987年，SCI收录的中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数量界上的排名接近30位，随着科研投入增加，2000年-2009年，SCI收录中国作者论文总数由3.14万篇增加到13.11万篇；至2010年，中国SCI论文数已经排名世界第二。

　　将SCI作为科研的尺子，在当时看来，对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的国际影响力，是有极大推动作用的。

　　但这些年来，“唯SCI”的怪象在学术界渐渐占上风，SCI指标也开始变味......

　　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抄袭、找枪手等手段，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

　　2015年3月中旬，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回了43篇SCI医学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单位涉及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高校附属医院，该事件让我国众多医疗机构的医生陷入学术不端的风波。

　　据现代生物出版集团，这些论文被撤回的理由是“相关文章的学术真实性无法得到”，同时有系统调查表明，存在一个第三方机构为大量论文提供潜在同行评审人的造假行为。

　　同年8月，学术出版巨头施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其中61篇来自中国。撤稿理由是：论文的同行评审过程涉嫌造假。

　　随着一次次事件的，学术造假的灰色产业链开始，唯SCI论文的评价体系弊端也逐渐凸显。

　　有人戏称SCI指标是学术界的P，原因在于这些指标和金、拨款等物质利益有直接关系。

　　目前，很多高校不同设有论文激励制度，而且将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励金额，在Science、Nature等所谓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金更高。

　　西北工业大学对于《自然》与《科学》子刊（与子刊的影响因子与母刊的比例系数A挂钩，励最高不超过母刊）每篇50万元*A；

　　武汉理工大学对于在《科学》、《自然》、《细胞》（cell）子刊上发表影响因子10的励10万元。

　　在大学教师职称评级中，SCI论文数量常重要的指标。按照一般“211”高校的要求，只要能在中科院期刊分区表上的二区以上的期刊发表3-6篇SCI，就可以破格提升为副教授，5-8篇则可以直接申请评选教授。

　　除了高校资源以外，SCI也与各地人才引进计划紧密相关。比如《2019年深圳市海外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孔雀计划）认定办法》中就有关于申报B类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的。

　　显然，当一个文献索引系统被神化成评价个人能力水平的唯一标准，便早已了设计者的初衷。

　　“SCI至上”的怪象如果不及时遏制，“为了发而发”、学术不端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那些扎根三尺的学者或许只能永远“坐冷板凳”，而投机取巧的“伪学者”占据上风，这对于我国的学术生态绝对是巨大。

　　不过此次《意见》出台后，在获得一片叫好声的同时也有人担心，将SCI论文数列为职称评定的指标，初衷是为了矫正学风，用相对客观的硬性指标减少“开后门”的因素，此次降低权重，是否会导致人情因素“反扑”？

　　对此张端鸿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在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时，同行的评价非常重要。一篇专业学术论文水平的高低，往往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才有资格和能力给予公允的评价。

　　以国外的经验看，同行评价制度的完善往往需要数百年，我国目前仍存在许多不足和漏洞，因此一些相对客观的硬性评价指标是有必要设立的。过去“SCI至上”的确是单一化标准，但如今也不能变成没有标准。

　　其实，关于同行评价可能受人情或牵制的隐忧，《意见》中也有回应这一问题，提出要引导专家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并遵守利益相关方专家回避原则，同时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制度。

　　2月23日，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意见》的是论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广东省珠江学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余涛也表示，在没有更好的评价体系出来前，SCI论文就像高考，高考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平的手段。

　　此次《意见》虽是弱化SCI权重的积极信号，但如何确保今后学术评价的性，是大家更关心的。

　　国内多位学者认为，使用单一指标无法衡量科研及学术价值的多元性，今后教育主管部门在修订评价标准时，需注重不同学科、不同领域评价的差异化需求。

　　另一方面，要鼓励务实创新，推行代表作评价。这意味着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标志性的质量和贡献上，激励科研人员回归科研本身，盯准更有难度、更有价值的问题。

　　此外，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学术都应该受到肯定。张端鸿举例，如果一位学者喜欢做实验科学，他可能发表很多SCI论文；有的学者喜欢做政策咨询，如果他的报告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也应该被认可。

　　去年，钟南山院士在接受《科创能见度》栏目采访时表示：“基础研究不能停留在文，应该回头看一看，如果光是注意发高水平文章，没有是不行的。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完全解决，但是好了一点。要是这个不解决，是永远赶不上世界的，我们要是很重视了，中发展得非常快。”

　　此次两部委《意见》的出台，是中国学术科研评价体系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但是，如何在跳出一个怪圈之后，不陷入另一个怪圈，我们还有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