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罗宗强先生 思想是相通的：出版思想史与文学思想史

　　纪念罗宗强先生 思想是相通的：出版思想史与文学思想史。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先生于4月29日13点50分在天津安详离世，享年90岁。罗宗强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先生逝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不胜痛悼！

　　【摘要】出版的力量来自知识，更来自思想。中外出版史研究首先应该是出版思想史的研究。我国目前的出版思想史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和系统，亟须加强。深化出版思想史的研究既需要梳理和总结既有的相关成果并加以提升，也有必要改进研究方法，加大力度引进国外出版史方面的相关著作，还需要厘清与出版思想、出版史和出版学学科有关的若干概念和问题，做好出版学科正本清源的基础性工作。

　　2019年8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一带一路2019学术出版国际论坛暨《中外出版原著选读》首发式”。8月17日我到北京以后，提前从万安伦教授那里拿到他主编的两大本《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以下简称《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立马挑灯夜读。因为篇幅较大，当时我只看了序言、目录以及部分正文，感觉这个选题很好，创意和角度都很新颖，值得好好学习。粗略翻阅后，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富启发的是“出版思想”部分。会后，又进一步认真阅读了《选读》的其他部分，受益良多。

　　《选读》无论是中国卷，还是外国卷，总计140篇原文都按照“出版思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以及“出版制度及版权”6大板块进行编排，所选文献均包括“原文”和“导读”。这样的分类排列与他主编的《中外出版史》体例设计有类似之处，有“思想引领”和“制度兜底”的考量。确实，在中外出版史研究中，“思想”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是重点中的重点。关于出版企业制度史（当然，制度还包括宏观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制度）我本人下过一些功夫，有些心得，这里不展开。此处，我想重点谈谈出版史研究中“出版思想”问题，但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悟，不成系统，可称为“断想”或“散论”。

　　应该说，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外出版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出版史的编纂与刊行，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多个版本的中国出版通史的刊刻，还是若干出版断代史的推出；无论是肖东发等著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的宏大工程，还是吴永贵主编的上下两册《中国出版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国家高校规划暨精品教材，抑或是各种出版专题史的异彩纷呈，都展示了出版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实力和影响。但是其中绝大多数论著对出版思想的重视、挖掘和探析，都还远远不够，有的基本没有涉及。查阅201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修订再版的《出版词典》，在“出版基础”板块中，并没有“出版思想”这个条目，只有一条“出版工作指导思想”，这个词条与“出版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倒是在“编辑基础”板块中，专门设有一个“编辑思想”的词条。早些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布川、角左卫门主编的《简明出版百科词典》（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出版理论一般”这个板块中，词条有“出版文化”“出版伦理”“言论出版自由”等，但同样没见“出版思想”。

　　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能以今天的心灵去思考过去。深受克罗齐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更是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意思是说：人们必须历史地去思想，也就是必须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时是怎么想的。由此而推导出的系论便是：可能成其为历史知识的对象的，就只是思想，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例如，政治史就是而且只能是政治思想史。当然，这并不是指政治史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即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的历史，而是指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们头脑中所进行的思想，或他们是怎么想的。这里也许可以用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法，即：思想是灵魂，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西方和中国史学界都有人在肯定科林伍德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些批评。主要是他所说的只有重演古人的思想才能理解历史的观点，除了事实上的难度，还有其他方面的偏颇。但值得重视的是其基本观点——“人的心灵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事件则是人们思想所表现的行动——对我们研究历史、研究中外出版史无疑有重要的启示。对科林伍德的理论，不能简单照搬，也不能彻底否定，而应是加以扬弃，批判性地吸收借鉴才对。

　　举一个例子。我们讲新中国出版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时期出版发展史，一些重要出版物、杰出出版人是绕不过去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出的“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策划者、运作者钟叔河先生。当时编辑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计36种、800万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等荣誉。为完成出版使命，经过长期的筹备和酝酿，岳麓书社于2016年底推出“走向世界丛书（续编）”，计60余种。至此100种图书正式出齐。该大型丛书出齐时，曾有这样的评说：这是一位老出版家毕生为之的精神硕果；是一项跨世纪的学术编辑工程；是一套来自东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实录”；是一段中西文化碰撞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是一剂帮助国人“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的药散；是一份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古籍典范！今天来研究这套书，研究钟叔河，就不能只探究丛书是如何策划、如何编辑、如何加工、如何营销的，我们更需要弄清楚背后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钟叔河的“出版思想”。好在他留下了一本《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这是他为自己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所作叙论的结集。在每种书(或相关的几种书)之前，作为主编者都写下了长篇的叙论（导论），另有丛书的总序，向读者揭示书的意义与价值，做很有启发性的导读工作，这些文章都是在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之后写成的，很深刻地展示了编者的出版思想。这本书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2002年岳麓书社刊行了修订本。李一氓在“序”中，说这些叙论，“文笔流畅，论断精当”，尤有意义，兼具“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钟叔河另有《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曾由中华书局出版，平生从不为人作序的钱锺书先生欣然为该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隆重推介。我想，在编辑出版史上，无论是中外还是古今，这样的例子都可以找出一些来的，这正是出版思想史的宝贵资源。

　　著名作家陈忠实说过一句话：文学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这句话用在出版上也是合适的。我们很赞同老出版人刘杲先生的说法：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文化是出版的命，是出版的魂。作为出版活动核心的“文化”，我认为主要包括“知识”和“思想”。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在很多时候思想更有力量。中外出版史上的无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认为不是一种知识，而是思想，是观念。文章在报纸上刊行，思想借出版载体广为传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另一个例子是《读书》杂志。《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它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有影响。不太懂行的人往往把它视为一种图书评论刊物，其实“书”只是一个引子，“思想文化”才是它的根本所在，思想的力量才是它广为传播、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这本被称为“新启蒙时代”象征的杂志，陈平原说“我曾妄加揣测，《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神往的则是《语丝》”。在80年代，披肩发、超短裙都看成是自由化的表现，思想的禁锢尚未被完全打破。乍暖还寒，新旧交织。‘读书无禁区’——《读书》创刊号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当时自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事件’。当然，它亦成为新启蒙时代最为标志性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面对波澜，作为回应，时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的陈翰伯亲自撰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读书》杂志的品格由此定型。看了这些，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为什么在80年代，有“不读《读书》不是读书人”的说法了。正因此故，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各社分别编选纪念文集，三联书店那册叫《守望家园》，写《读书》杂志那节标题为“新启蒙：从《读书》杂志开始”，十分精到和恰当。

　　报纸、刊物的力量来自思想，图书出版何尝不是如此呢！谈到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谈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它是商务印书馆最为知名的社科学术品牌，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为宏大、品格高蹈卓拔的一套思想译丛，曾被胡乔木赞许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丛书将国外上下古今数千年来丰富精深的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开阔了几代读者的视野，滋养了几代学人的情操，陈原赞许它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丛书的翻译出版，前后历时80余年，刚好伴随着我国两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等先行者睁眼看世界，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研究者指出：“‘汉译名著’的出版……使青年知识分子获得较系统的历史展示，进而编制属于自己的观念之网。宪政共和与民主自由等观念浸入心脾，理性精神与逻辑思维照耀大脑，历史、地理的事实或理论耐人咀嚼，美学、文艺的光芒则让眼睛充满惊讶与欢喜。我的一个朋友曾购买‘汉译名著’中过半数的著作，他说：‘在一个思想匮乏的时代里，艰难地阅读那些半懂不懂的文字，其实是透过一扇并不完全透明的窗子窥视思想者与外界的样貌，从而产生无数想象与变形。这种想象与变形所构成的好奇与误解，使得我们这代人当中，很多走上了思想之路。’”引进文明的火种，传播不朽的精神，出版因此而神圣，出版人因此而崇高。

　　我想这一类典型例证在中外出版史上都还不少，日本的“岩波文库”、德国的“彩虹”书系等，其价值与影响自然也不仅仅在于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更不限于商业的利益。201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的著作《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中译本。国内有专家认为：“谢尔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过苏格兰启蒙书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况来探讨作者与书商的活动如何使启蒙思想广为传播，并使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显而易见，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个案中，思想启蒙与出版繁荣是互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可以说是出版让思想插上翅膀。出版人的价值也因此而得以提高，精神得到升华。

　　我们讲出版思想史研究方面薄弱，并不是说出版学界完全没有关注它，完全没有相应的成果，只是从重视的程度、学术的自觉程度、专门史的意识等方面看还有很大欠缺。早在1991年，陈子伶就在《中国出版》第2期撰文《必须加强出版思想研究》，敏锐意识到出版思想的重要价值。2001年，曾撰写《编辑学概论》的潘树广先生尝试研究个别出版家的出版思想，并明确倡导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他说：“自1985年至今，我国已有近10种出版通史问世。这些论著，无论在史料上或是理论上，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有力地推动了出版学的繁荣和深入发展。笔者是这类论著的忠实读者，获益良多，同时又隐约感到一点不满足：以往的出版史研究，似偏重于历代出版家的出版活动和业绩，而对他们出版思想的论述则比较薄弱。”“出版思想，是出版主体（编辑、印刷者、发行人以及参与出版活动的作者）对出版各环节、各要素的理性认识。”如果我们“由点及面，把大、中、小出版家的出版思想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分析”，并在梳理的基础上，“站在当代出版理论的前沿予以科学的分析，系统阐述历代出版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探寻其发展规律”，则功莫大焉。“这是一种理性的追踪，它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历代出版活动的成因，推动出版史研究的深化。”作者还联系其他学科，提出加强出版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正好比有了《经济史》还需要有《经济思想史》，有了《文学史》还需要有《文学思想史》一样，笔者深信，随着出版思想史的深入，出版学的理论体系将建构得更为完备。”通过知网，以“出版思想”为检索词，检索到文章标题中含“出版思想”（包括“新闻出版思想”“编辑出版思想”等）总计有124篇，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出版家、出版人出版思想的个案分析。用“出版观”“出版理念”这两个意思与“出版思想”最为相近的词语为检索词，搜索后分别得到60篇、90篇。应该说，关于出版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出版家出版思想的个案解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近些年来，无论是研究中国还是外国的，也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有关出版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了，特别是关于出版家的研究方面，往往要涉及相关人物的出版思想和理念。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在2009年12月出版了吴迪的《王益出版思想与当代中国出版业》、朱永刚的《王云五的出版经营管理思想与实践》两部与出版思想相关的专著。而更成规模、更有系统、影响也更大的论著是由吴平、钱荣贵两位教授主编，学习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编辑思想史》。作者这样界定“编辑思想”：“是编辑主体的观念和独创性见解，是编辑家对客观编辑工作的认识，具体体现在书籍编辑原则和方法上，包括资料的取舍标准、编辑体例选择、整体设计理念等。”“编辑思想”可以说包含于“出版思想”之中，但“出版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等同于“编辑思想”。“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二者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含关系，或者是其他关系，似乎意见并不统一。那么，我们现在研究出版思想史也可能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需要厘清概念、科学分类，从逻辑上、学科体系上做好基础研究。因此，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也还有待于出版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化。

　　我在《深化出版史研究之浅见》（载《出版参考》2019年第4期）一文中，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并指出，中国出版史学近些年也一直在注重放眼世界，积极引进西方出版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都推出了相关的系列译介丛书，张志强、何朝晖等出版学专家在这方面用力甚勤，擘画运作，沾溉学林。一些阅读史、印刷史、出版社会史方面的专著，一些重要出版家、编辑家的传记、自传陆续译介过来，大大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为出版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史料。笔者手头就有编辑家、出版家的评传、回忆录中译本若干，包括《为书籍的一生》《天才的编辑》《贝塔斯曼背后的家族》《读者文摘传奇》《出版巨子和他的作家们——杰克·麦克莱兰传记》《歌德与出版商》《阿尔班·米歇尔：一个出版人的传奇》《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岩波茂雄传》《我与岩波书店》《一本之道》等。这方面的译介还需要持之以恒做下去，同时也需要对相关翻译成果的深度理解和创造性运用。它们都是外国出版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原材料，其多方面价值有待进一步开发。

　　但进一步加强相关成果译介的顶层设计，做好中长期规划，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实施仍然需要大家同心协力。现在的空白点还不少，比如，关于法国年鉴学派、新文化史相关成果的译介，法国的印刷史、书籍史、书籍社会学等方面论著已多有翻译出版，但四卷本的《法国出版史》、同样是四卷本的《法国编辑史》至今没有引进。至于世界大学出版机构，人们言必称牛津、剑桥，但部头很大、史料丰赡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社史》早有英文本，至今未译介过来。至于英国学者写的《英国出版史》，韩国学者写的《韩国印刷史》等，似也有翻译出版之必要。今天国内还没有一本像样的独立成书的《外国出版史》《欧美出版史》之类的学术专著，这与我们对国外出版史学成果的翻译不足也有一定关系。二战以后，美国崛起，其地位和影响他国无法相比。但至今为止，我们看到有数种美国新闻史方面的论著的中译本，却没有一种《美国出版史》，哪怕比较简明的译本也没有。我们的近邻韩国一直高度重视出版史和出版文化，办有专门的《出版文化》杂志，相关成果也比较丰富，但迄今为止我国对韩国出版文化及历史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

　　国内书名为《中外出版史》的，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肖东发、于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另一个是万安伦所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版。后者突出出版载体的作用，将中国、外国打通，以硬质、软质、虚拟的三分结构模型来勾勒出版历史，这是一种新探索，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和思考。如果作为大学教材或者学术论著，我个人还是更习惯将中国与外国的出版史分开来论述，尽管写作时可以中外互相观照，适当比较。前者在“前言”中自称最能体现教材新意的还是“外国出版史”部分，对此我也比较认可。编者说：“外国出版史可谓横跨五大洲、纵贯五千年，如果我们对各国的出版历史逐一介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我们尝试以英、美、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历史作为主要史料来源，打破国别界限，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力图勾勒出外国图书出版业千年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这一点也与我们研究外国出版史的主要目的相吻合。”编者结合国外出版史研究的学科传统和外国出版史的整体特征，按照出版业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几个阶段，论述展示出版业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阶段性的演变规律。这个尝试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也有需要加强之处，比如对不同时期、不同出版机构及重要出版家出版思想的探讨就还显得不足。

　　与此类似，国内出版学界对外国出版家的出版思想研究一直非常薄弱。我们从知网搜到的这方面论文仅有寥寥几篇，包括万昌华的《杰佛逊的言论、新闻及出版思想的历史考察》（《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汪丽影的《岩波茂雄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思想》（《编辑之友》2015年第4期）、张志和张志强的《论绥青的出版思想》（《出版与印刷》2017年第3期）等。出版思想史的研究需要以出版家个案的解剖、出版机构个案的分析、国别出版史的探讨等为基础，这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还远没有完成。

　　第五，加强出版思想史的研究既需要重视出版人的言论和著述，也需要关注其出版实践活动及其成果。

　　这一点是我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得到的启示。20世纪80年代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当时在中国文学史界乃至整个文史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突破就是他将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结合起来。过去文学史重点讲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风格等，而理论批评史讲作家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点，后者往往要有专题的文章和专门的著述。因此，过去文学史如讲唐代，李白无疑是要设置专章的，但这样的大诗人在文学批评史上就见不到踪影，因为他的诗文里基本没有涉及文学主张的理论性文字。其实，李白是有自己审美主张和文学理念的，他的文学思想主要是反映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其文学思想是可以从诗文作品、文学活动中归纳提炼的。类似的例子在古代作家中还有不少。

　　罗先生写文学思想史，就不仅重视成形的理论文字所表达的文学思想，还重视从作家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归纳其文学思想、审美观念，令人耳目一新。该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书评指出：“它在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将古代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纳入理论批评的领域，在文学思想史这一新的范畴中予以深入考察，从而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有所拓展。采用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其实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批评标准。这就是对文学思想的阐释和评价，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概念上面，而是联系实际创作倾向一并探讨，这就有可能发现许多新问题，同时对旧有问题的理解也往往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促使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推进一步。”

　　我想，中外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也有这个问题，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和研究思路。像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舒新城、叶圣陶，还有鲁迅、张静庐、巴金、赵家璧等著名出版家，都留下了一些谈论出版的文字，探讨他们的出版思想相对容易，但还有些人我们很难看到其关涉出版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是不是他们就不重要、就没有出版思想呢？显然不是的。比如讲民国出版企业往往是所谓“商中世大开”，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的一些著名出版人人们关注较多，其出版思想也容易引起重视。但像排行第三、第四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沈知方、吕子泉等人，还有像热心文化出版事业的李小峰、吴朗西、邵洵美、徐志摩等人，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出版主张，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呢？毫无疑问是有的，这就不能仅仅从他们留下的个人著述中去找，而更多地需要深入到他们的出版实践活动中，深入到他们留下的出版物中爬梳和提炼。

　　在《选读》的首发式上，不少专家包括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先生等都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这项有开创意义的工作确实难能可贵，图书的推广发行也需要加大力度。正因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编选这样一本有一定难度的《选读》就有一个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下面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出版思想”板块推荐阅读：SCI论文？但对其他几方面的选文或许也有点参考价值。

　　原著选读首先要解决的是选文标准问题。《选读》编选者说是考虑古今中外出版著作的“原始性”和“原点性”。因为编者没有对这两“性”进行内涵与外延的说明，有的问题我们就不太好把握。所谓“原始”，《现代汉语词典》上列出两个义项：“1）最初的，第一手的：原始记录，原始资料。2）最古老的；未开发的；未开化的：原始动物；原始社会；原始森林。”我理解，《选读》讲的“原始性”可能强调的就是最初的、第一手的。而什么是“原点”，《现代汉语词典》上居然没有这个词语，是指最初出发的地点，还是指最早的本子，如“原稿；底本”（这叫“原本”），不很清楚。看来，这个“原点性”很容易引起误解；再者，什么样的著作有“原点性”，哪些又不具备“原点性”，因为概念还不清楚就容易让人困惑。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曾首创“元典”一词，他提出的“文化元典”和“中华元典精神”很有影响，还出版过《中华元典精神》《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他所谓“元典”有“首典”“始典”“基本之典”等含义。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他认为堪称元典的只有《易》、《诗》、《书》、《乐》（已经失传）、《春秋》等经典，还有《论语》《老子》《孟子》《墨子》《庄子》等少数先秦重要典籍。其他一般不好称为“元典”。出版著作中有无这样的“元典”，恐怕不好说。

　　我个人更倾向于这种配合教材的原著选读使用的权威性、经典性、代表性。因为出版学本身的不成熟，出版史研究历史的短暂，这些出版理论著述的权威性、经典性和代表性往往还不好把握，难以达成共识。这里的经典性、权威性其实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选读》（中国卷）中“出版思想”一栏选了9篇文献，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编辑大意》，这篇是否可以代表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思想就不是很好说。我以为作为老商务“灵魂”人物、中国近现代出版文化第一人的张元济应该有一两篇来体现其“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出版理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已经出版了《张元济论出版》，他的10卷本全集也早已问世，要选他的重要的出版类文章应该是不难的。而对于中华书局及其代表性人物，《选读》也没有收录相关文章，似乎可以在修订时考虑补充和丰富。因为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不仅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家，也是有鲜明的文化理念和经营思想的著名出版思想家，他这方面的专著、文章还真不少，有的甚至成为了广为人知、引用最多的“经典”和“金句”，比如这段话：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这段文字出自那篇有名的《〈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陆费逵的另外几篇如《中华书局宣言书》《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书业商之修养》，都体现了他不同凡响的出版理念和崇高的价值追求，是现代出版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文本，当然不可忽视。

　　至于选文的代表性，我以为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选读》（外国卷）“出版思想”栏目下也选了9篇文献，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占了4篇，加上苏联伊林的《提高书籍出版工作的质量》，此外就只有法国的《言论与自由》《关于出版自由》，美国的《曾格诽谤案辩护词》，加拿大的《帝国与传播·绪论》。从这个目录看，它还是很难代表从上古到当代出版家的各种出版思想。仅仅是西方，就有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还有19世纪以来的，如何选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出版家有关出版思想的代表性论述，确实是需要在仔细研读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上精挑细选、审慎抉择的。中国部分，拿古代来说，有所谓官刻、坊刻、私刻（家刻）三大系统，各自的出版理念和价值取向是明显不同的，怎样选取能代表各类刻书家的出版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文章，也很考验功夫的。此外，诸如政治家的出版思想，教育家型的出版人的出版思想，职业出版家的出版思想，等等，都是需要予以关注、区别对待的。

　　顺便可以讨论的是，《选读》“序言”中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组成——“三原一方”。因为作者强调它们是一个“基本逻辑框架”，那就有必要弄清楚这四者的内在逻辑关系。窃以为，所谓“三原”——原史、原著、原理——其实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那么它们之间是并列或平行关系，还是包含关系，抑或是递进关系？什么是“原史”，什么又不是“原史”？各种“原著”能否作为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需要作出充分论证的。例如文学作品是不是文学学科的核心部分，估计在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又如文艺学，“一般认为，文艺学有三个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三个部分都与文学作品相关，但作品本身不是文艺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要件。至于方法论确实对每门学科都很重要，而什么是方法论、哪些不属于方法论，也都需要厘清。作者目前列举的文学学科中的比较文学、写作，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考古学，哲学学科中的逻辑学、分析哲学等，好像不宜简单地说它们属于“方法论”的课程，至少有些明显不属于方法论的范畴。这些也是出版学学科建设要好好厘清的基本问题，看来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还任重道远。出版学、出版史研究要深化，要逐步走向成熟，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确实是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