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不浅”的SCI评价指标面临取消写论文的正确姿势到是什么？

　　“害人不浅”的SCI评价指标面临取消写论文的正确姿势到是什么？。日前，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职称评聘、学位授予、人员聘用不再“SCI至上”。对此，不少网友拍手叫好，直言“早该打破SCI崇拜了”“SCI害人不浅”。

　　作为全球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三大检索系统之一，SCI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中国后，就迅速成为中国科研论文的主流评价标准。它的流行，体现出中国科研学术研究评价与世界的接轨。但我们并不能把SCI论文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因为SCI是本质上是文献索引系统，而非评价系统。

　　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学者读书治学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学术论文、论著来体现的，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就说明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治学方法。可如今，在国内的学术能力和人才评价中，唯“SCI至上”风气愈发明显。医生招聘要看SCI，博士毕业要有SCI，不论从事什么岗位，似乎有SCI傍身就代表着优秀……

　　《意见》指出，破除论文“SCI至上”，推动学术回归初心。那学术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又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治学态度对待我们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否能作出突出成绩与治学态度密切相关，譬如要有恒心，要认真，要有学术道德，要谦虚等，现略述如下：

　　《周易家人》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荀子劝学篇》也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古人的这些名言，都反复强调了想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恒心。

　　一篇学术论文也得要花许多时间去收集资料、阅读资料、分析资料，然后才能写成。不想花时间，又想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治学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需要才华，没有才华很难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治学需要恒心，只要工夫用足了，总会或多或少取得一点成绩。所以治学特别强调要有恒心。

　　鲁迅先生在1936年病重期间还说过：“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常言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也强调了这一点。

　　裘锡圭先生也曾说：“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从事科研工作尤需认真，而且认真二字应当贯穿于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首先要从收集资料开始。程千帆指出：“必须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的材料。对于他人引用的材料，必须核实。陈援庵先生的《史源学杂文》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以拾取别人搜集的现存材料为满足，只能证明自己的懒惰和不负责任。懒惰和不负责任不能产生科学。”凡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人，都不辞劳苦地收集过资料；凡有价值的书，作者都在认真收集材料方面下过苦功。

　　要认真写作，推荐阅读：SDM！做到一丝不苟。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介绍陈寅恪的写作情况时说：“他习惯于熬夜写文章，写完又一再改动，有时睡在床上一两个小时以后，又突然爬起来开灯将已写好的论文改动几个字。有时文稿已经付排，他还要从印刷厂取回来作些改动，足见他对工作一丝不苟。”

　　就学术论著而言，写作认真与否要看是否详细而准确地注明引文出处。认真还表现在要尽可能地消灭稿件中的错字病句，我们发现有的学生投出去的稿件，一篇数千字的论文有几十个错字病句，像这样的稿件当然很难被采用。分析其错误原因，绝大部分都是疏忽造成的。

　　黄侃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这些都涉及治学态度问题，就学术道德而言，“不窃”二字最值得我们重视。

　　学风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受到名利的诱惑，自己又没有能力著书撰文，最省事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剽窃他人成果。“某些‘著作’，无视学术规范，实际上是改编或拼装他人的学术成果。这种不规范和不道德的行为，在我们的历史研究领域以至整个学术界和出版界，似乎形成一种风气，近年更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这种抄袭之风也蔓延到学位论文的写作中。就博士论文而言，从选题论证、收集材料，到构架、写作、修改，再到论文评议、答辩，最后授予学位，这原本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训练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关键环节。然而，即便这样严肃的学术事业，如今也终于开始变得至少是愈来愈不严肃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这些存在显而易见的抄袭、剽窃行为的所谓“博士论文”，居然一再堂而皇之地“过关斩将”：不仅在一群教授的眼皮子底下顺利通过评议和答辩、光明正大地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由正经的出版社当作正经的所谓“学术著作”而“隆重推出”。这一幕幕十足的滑稽剧中难道不无几分“悲壮”的意味?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特别引以为警惕的非学术现象吗?

　　剽窃终归是会被发现的，清人江藩指出：“安知我能剽之窃之，而人不能发之捕之乎？我所读之书，人人必读，我所未读之书，人之已读者正多；倘事剽窃，欺人乎？实欺己耳！”

　　《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学问之大犹如海洋，你再聪明，再有学问，也不过在海边上拾得一枚贝壳而已。你还应当看到，任何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许多人相互影响、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要把功劳只记在自己一个人的名下。

　　做学问应当虚心向专家甚至自己的晚辈、学生求教。李斯《谏逐客书》说得好：“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可以说所有大学问家，都能虚心向学有所长的人学习。

　　治学还要不自以为是，能虚心听取别人对你文章的批评意见。陈垣在上课的时候说：“天下的学问极多，如公园中百花开放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自根据个人的兴趣深求，不必与天下尽同，也不必要求人家非与自己相合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