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概念内涵影响因子与补偿径

　　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概念内涵影响因子与补偿径，: 习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然而，随着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的升级和地缘博弈色彩的加剧，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日益显著。对此，本文以信任理论为依凭，强调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概念内涵应该延展为“认知型”与“情感型”两大向度，是认知判断与情感联结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体。其中，认知型影响因子主要考察受信方的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性（能力配置）、践约行动的持续一致性（正直品格）以及利益导向的方略兼容性（善意内涵）等三方面要素；情感型影响因子重点关注施信方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和中的状况对于其非信任倾向的塑造和引导。由此，针对性地提出面向认知与情感的双维度补偿径。旨在为全面深入地把握与剖析国际关系视阈下信任及其赤字的相关议题，做出切实必要的理论准备。

　　作者简介： 李志杰，大学行政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王庆华，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学。

　　2019年3月26日，习在巴黎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结合现阶段全球治理的总体形势指出，国际社会正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这是继他在2017年5月“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的重要论断之后，首次将“信任赤字”提高到全球治理的方略高度。也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从人类发展的长远视角出发，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所做出的深刻洞察。诚如所言，信任乃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一方面，在国际社会风云莫测的当今世界，亟待依靠信任的力量实现对于“不确定性”的有效吸收，进而在防止核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解决地区争端、打击、网络安全以及促进国际经济体系发展等众多领域展开积极深入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中的信任问题却在日益突出。这个原指“机关、团体或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支出超过收入的差额”的专业名词，形象地描绘出间现存的一些互不信任、彼此猜疑的不良状态，已经严重阻滞全球治理体系面向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在此背景之下，习在访法期间的充分表现出了对于国际总体动向的敏锐判断以及对于人类发展谋篇布局的方略思维。同时，也为国际关系中信任及其赤字议题的规范性探讨，提出了重要的现实契机与迫切的理论。

　　总体而言，关于国际关系中信任问题的专项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勃兴。冷战的结束既宣告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漫长军备竞赛的废止，更加标志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曾经激烈对抗时代的落幕。由此，国际社会迎来了以交融协作为主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崭新篇章，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对于国家之间的“信任”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正如达尔（Robert Dahl）所言，“相互信任有助于多头和公开争论，而极端怀疑有助于霸权”。对此，长期以来学界相关理论研究充分论证了信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聚焦于信任在全球安全促进国家合作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针对特定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开展了系统性的类型分析。但是，对于信任的形成原因或信任赤字补偿径的研讨却较为笼统且囿于具体案例情境之中，缺乏理论层面的凝练与解读。毋庸置喙，迄今为止针对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生成与修复机理在“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的关注并不高”。这主要因为在国际的特殊场域里，相较于信任，怀疑和猜忌可能才是更加常态化的存在，甚至国家间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此，本文以信任理论为主要依凭，辅以国际关系和国际的话语体系，面向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概念内涵、影响因子以及补偿径等三大问题展开针对性阐述与解读。旨在进一步厘清相关研究思，为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与剖析国际关系视阈下信任及其赤字的相关议题做出切实必要的理论准备。需要指明，尽管信任理论已经普遍应用在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范畴当中，所涉内容涵盖与之间、组织与之间、经济体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关问题，而在国际关系阈限里依然缺乏集中系统的引介。但是，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本质上反映了施信方对于其与状况的某种“期望”。这种期望的对象（受信方）既可以定位为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也可以向制度、政策或法律等物化的客体辐射。因此，无论国家本身抑或国际制度规范均符合信任理论的话语体系，其特质可以化约为人际信任或系统信任研究架构中施信方与受信方的相应分析维度。

　　夫信者，“从人，从言”。“信”字的中文字形组合之意即相信语言的真实或承诺的可靠。其与“任”字结合，则体现出施信方与受信方间的某种互动关系，取“信，则任随”之意。具体而言，就是受信方承诺同时施信方给予受信方信任资源，用以强化其行动能力，提升其行动的产出与效果水平。正如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言，施信方给予受信方信任，“实际上是给予了受托人一种资源，使得受托人的行动能力得到了加强”。及至国际关系之阈限，信任问题的产生通常是以国家间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往来为基础，继而牵涉层面关于是否给予信任资源的战术研判和方略考量。因此，对于国际关系中信任及其赤字的概念内涵的剖析，应该重点定位于经济学和学阈限内的信任理论依凭。首先，经济学视角下，施信方给予受信方信任资源乃是一个基于个体或组织经济利益的选择。在市场秩序和交易规则的约束之下，信任可能降低经济格局的建构成本,提升经济系统的运转效率。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指出，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内涵，经济学中的信任准确来讲应该称之为一种的“计算性信任（Calculative Trust）”。因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欺诈等问题可能将经济体之间的信任关系置于的境地。所以，只有做出必要的契约（Contractual Safeguard），“努力预期未定事宜，并且要比要求条件更加完全地详细罗列出条款”，才可以有力克服由信息阻塞或合作前景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信任风险。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史漫飞（Manfred Streit）强调，经济生活中交往互动依赖于信任，而信任则是以一种秩序为重要基础形成的。为了支持和增强经济秩序，就必须建立“各种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也就是“制度”体系加以。因此，经济生活中的信任是在制度架构的保障之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其次，与经济学的相关类同，学视角下的信任问题本质上是以利益为考量核心的选择结果。当施信方依据客观信息确定自身的利益或可以得到切实的回应和满足时，那么信任的形成便可就此提上“心理议程”。哈丁（Russell Hardin）强调，信任从属于“与知识相关联的认知范畴”，因此，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于不了解的组织与制度结构，所以也就无法明确自身利益或的保障性水平。他从“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客观向度展开信任问题的相关研讨，强调施信方给予受信方信任资源是因为两者之间“潜藏利益（Encapsulated Interest）”的存在，继而使得信任植根于对利益的理解之中。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在体制之中，公共将会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社会信任网络实行整合，而这种整合主要源于必须“依靠的、保障和服务，以维持自己弥足珍贵的长期的资源和事业”，借此回应与满足自己重大的利益或。有鉴于此，经济学和学视角下，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应属于认知类型，围绕利益问题展开，着重以制度契约等正式规范的外在“硬”约束及国家发展水平等客观条件或现实依据为基础所作出的选择。

　　此外，国际关系视阈下的信任乃是萌生和发展于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国家间交往互动过程的衍生产物，其中自然包含着的非认知型情感因素同样需要引起关注。因此，恰切地体察社会学视角中关于非或情感型信任的那部分研究思想，是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概念内涵的应有之义。在此方面，信任被视为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受到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非正式规范的内在“软”约束的深刻影响。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制度设计（低度社会化）和普遍（过度社会化）都不能产生信任，信任产生于“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网络”之中,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基于社会内心的“习惯和回报”，经济参与者之间建立起了基于相互信任的文化共同体。可见，相较于学和经济学所的“选择”立场，孕育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具备非的情感特质。尤斯拉纳（Eric Uslaner）指出，信任乃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只有那些对人性持积极观点的人才能相信他人是可信的”。这种情感型的信任可定义为人格特质的范畴，它发端于人性生物学基础，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随着经验和经历的累计被不断地引导与塑造。社会学习理论强调，“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经历将会影响个体的期望”。及至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阈限，情感型信任反映了施信方是否愿意给予信任资源的“主观感受和能动意识”，其程度深浅取决于国家间交往互动的经验好坏或称国际社会中状况的优劣。具体而言，如果一国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平等包容的对待并且长期处于亲善和睦的国际生态之中，那么将有利于其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形成和发展。反之，则将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

　　至此，综合经济学、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视角下的信任理论，可以得出：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概念内涵应该延展为“情感型（Emotional Trust）”和“认知型（Cognitive Trust）”两大维度，是认知判断与情感联结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体。一方面，认知型信任是情感型信任的重要基础，只有在国际交往中互相尊重和关切彼此的核心利益，才有可能切实加强风险管控、避免盲目信任,促进国家间更深层次的方略合作；另一方面，基于单纯的利益分析和眼光难以扩展国与国的交往空间，使得国际关系长期处于艰涩和紧张的危情状态之中。只有建立合理的情感型信任，才能充分发展潜力、敏锐捕捉合作信号、防止方略误判，从而真正建立起持久稳定的国际交往。从概念内涵着眼，两者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

　　遵循国际关系中的信任之概念内涵的相关解读，为从理论层面探寻其影响因子提供了明确的分析架构。具体而言，本文拟针对“认知型”与“情感型”两大向度着眼，将信任理论的研究共识同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相关因子的要素组成，并面向其含义展开针对性的逻辑阐释。

　　国际关系中信任的“认知型”影响因子乃指施信方基于自身利益的长远关切，在是否给予信任资源的选择过程中所考量的那些现实依据，它们综合反映出受信方客观层面履行承诺回应或满足施信方利益的可靠性指数。参见信任理论中关于受信方值得信任指标的相关界定，本文将国际关系中信任之认知型影响因子的要素组成具体划分为“能力（Ability）”“正直（Integrity）”以及“善意（Benevolence）”等三大内容。

　　信任理论视角下，施信方在给予信任资源的选择过程中所考量的首要依据，就在于受信方履行承诺的能力，即回应或满足其利益期望的客观条件与实力水平，这也是双方信任关系的物质基础和硬件配置。及至国际关系阈限，受信方的能力水平则来源于国家行动的“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社会的“外部”制度条件两大方面。前者乃指受信方为认真贯彻践约举措而切实积聚和充分投入的显性资本，是其为完整匹配承诺所做出的必要的物质准备，也是施信方信心建立的现实支撑和基本前提。需要指明，受信方在国际社会中所具备和展现的这种实力，乃与其国内建设和发展状况紧密相通。它绝非“”的刻意营造，而是自内向外的大势所趋。例如，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建“一带一”的合作，是在其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及国家自身建设有序发展民生水平稳步提升的基础之上自然呈现的。同时，中国牵头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截至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正式签署，在981.514 亿美元总认缴股本中，中方认缴额占比30.34%，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外，中国出资400亿美元创建丝基金，为相关项目建设注入了亟需的资源与活力。正基于此，“一带一”才能不断赢得来自国际社会的接纳与响应，获取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信任；后者反映了受信方受到来自国际约束的现实状况，是施信方形成于经济基础的信任得以稳固和发展的法外部保障。事实上，国家间长期交流合作所面临的最大，正在于复杂多变的国际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诚然，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简化和吸收这种未知的恐惧，但是过度的不确定感势必会慢慢蚕食和透支施信方有限的信心。因此，只有强而有力的制度与规则约束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国际“无状态”下失信与欺诈的蔓延，为国家间长期的交往互信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关系结构，以降低其现实存在着的“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水平。

　　信任关系之中，受信方履行承诺的行动能否持续一致地开展，不仅反映了受信方自身某种正直品格的高低，也常常牵动着施信方最为的神经区域，是维持其存量信心和安全感的重要依托。及至国际交往阈限，受信方践约行动的持续性与一致性水平往往成为影响彼此信任关系的关键因素。如果受信方能够做到“一以贯之”，那么将对施信方形成十分积极的心理暗示，继而不断稳固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向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噪音发挥一定程度的抵御作用。例如，2011年以来，在俄罗斯制裁一些国家见势减少甚至与俄方交流合作的背景之下，中国一贯的对俄外交与行动，在防控金融和促进经贸往来方面与其保持常规互动，面对国际关系变化莫测的局面，逆势而上，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方略互信，实现了包括“一带一”同“欧亚伙伴关系”总体对接等全新的合作。相反，如果受信方随意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或行动方针，那么不仅会对自己的国际声誉造成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严重施信方有关信任关系性与稳固性的心理认同，诱发其面向信任前景的怀疑和猜忌，促使其对原有的信任选择做出改判。例如，2008年2月美国奥巴马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并一手促成其实现了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战略升级。然而2017年1月，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在就职当天旋即签署了美国退出TPP的行政命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此举令参与各方大失所望，难免使得其盟友对于今后可能的合作交往心生芥蒂。而此后在由特朗普悍然制造的中美贸易摩擦之中，美方则证明了自己对于所谓非盟友国家更是毫无信义可言。在“关税加征”议题上，特朗普在双方针对具体事宜的谈判协商中反复无常推荐阅读：R语言！通过“极限施压”的商场中国。结果，其天真的设想非但不能，反而使得自身的国际声誉进一步遭受严重损害。

　　在信任理论视角下，受信方的所谓善意乃指其能够充分地体察施信方的利益或需求甚至愿意，在一定情况下将后者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是受信方内涵水准的某种现实表现。及至国际关系阈限，受信方的善意内涵则是通过其利益导向的方略兼容性得以彰显的。具体而言，就是受信方可以在寻求自身利益满足的过程中合理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恰切包容相对弱势国家的特殊利益，甚至在全球危机或外交僵持等困难时期愿意从大局着眼做出一定程度的让利行为。毋庸讳言，国际关系中信任认知型影响因子的善意要素，是在施信方给予信任资源的选择过程中权重最高的核心依据。毕竟，信任本身具有明显的风险特质，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因此，“只有建立在意图是善意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可信性的感觉”。相反，则势必不断引起或加深施信方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担忧和疑虑，甚至不断或诱发国际间的利益争端与冲突对抗。例如，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美国仍然执意付诸极端的利己主义做法，胡佛总统签署《斯姆特—赫利关税法》（The Smoot Hawley Tariff Act）,将超过2 00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试图借此实现危机向其他国家的。结果，反而严重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关系，招致众多国家的报复行为，一年之内大约六十个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贸易保案，贸易体系崩溃、世界经济失去了最后的自救希望，向着更加的萧条局面持续恶化。与之相反，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中国顶住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履行了自己不对人民币贬值的庄重承诺，将通过货币贬值谋求止损的自保机会留给了其他亚洲邻邦，这种果敢坚定的让利行为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方略意图的善意内涵，使得很多在此之前将中国崛起视为的亚洲国家开始形成和建立同中国的信任伙伴关系。

　　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情感型”影响因子是指，对于施信方剥离了认知成分的情感型信任倾向产生塑造和引导作用的那些因素。换言之，就是重点关注施信方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和中的状况对其非信任倾向的重要影响。为了准确阐释情感型影响因子的这种作用机理，笔者将依凭社会生物学成熟的研究范式，“综合生物学、表观遗传学以及基因组学等多学科知识”对此做出严谨的科学表达。具体来讲，施信方情感型信任倾向发端于人性生物学基础受到遗传规则的精准指导，这对于社会学视角下难以解释相同文化中个体情感型信任倾向差异的理论缺陷，形成了恰切的逻辑完善。总体上，由于自然、社会偶然因素的现实影响，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等位基因在特定群体基因库中的比例呈现随机分布的状态。当自然选择即国际社会原本中的状况发生变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大脑所表达的“基因模式”都在改变，“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有害变异的”，使得适于或具有优势的那类等位基因在群体基因库中的队伍逐渐壮大，进而塑造和限定相关对象形成特定类型的情感型信任倾向。最终，在某种渐进过程中逐步改变一个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的质量和水平。通常，当国家间致力于构建互联互通共商共建的交往格局、营造互助和谐充满温情的国际氛围，国际社会关系网络和将有利于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国家发展，那么这种良好的情感型信任倾向本身就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必要的优势。例如，2014年3月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正当多国救援医疗队纷纷在严峻形势下却步的危难之际，中国医疗队在第一时间果断施以援手，奔赴抗疫前线。在这场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医疗援助中，中国共提供总价值约1.2亿美元的物资和资金，派遣1 200余名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前往疫区工作。这一誓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伟大，赢得了的高度赞扬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国家交往大中的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振奋与鼓舞。相反，当国家间对立或冲突对抗、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冷漠无情，国际将不利于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国家发展，那么良好情感型信任倾向本身也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的发展境遇，最终默默凋零的结局。例如，2011年开始，美国奥巴马着手实施所谓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和平崛起。在此战略推行的背景下，一些美国的亚洲盟友开始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这种冷战思维的行为，使得国际社会本就的信任关系遭到极大干扰，严重了亚洲相关的交往基础，甚至一度引发了外交僵持的紧张局面。此后，特朗普又提出所谓“印太战略”，在西太平洋领域同中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毫无大国风范,采取一系列对抗性举措，不断挑战着彼此之间的信任底线，深深了中国人民的信任情感。需要指明，面向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情感型影响因子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对于以经济人假设为指导的认知型分析视角的补充与“突破”。后者偏好从一国的特定立场出发，重点围绕其自身利益展开方略博弈，将国际关系中的不信任或猜疑的原因单纯归结为利益满足的失败，并未注重国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性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今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事实上，受到国际社会的生态、社会秩序、外交习惯、准则、人文情怀、发展观念等非正式规范的熏陶与浸染，同样具备非的情感型信任倾向，忽视这一视角便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与化解国际信任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赤字问题。

　　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受信方获得信任资源的质量同施信方某种“本体性安全感”的水平密切关涉。这种安全感既取决于施信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认知分析，也来源于其蕴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情感特质。值得一提的是，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两者之间绝非完全割裂，而是存在辩证统一的有机联系。前者的实现水平势必会对后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引导效应，而后者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也会反作用于前者。唯有两者结合的完整理论架构，才能在更为全面地透析和洞见国际关系中信任问题的基础之上，最终完成对于经济学之利益预期、学之制度区隔以及社会学之历史差异的现实超越，实现人类总体之理想对接，在未来意向层面拓展与整合国家间的信任资源。正因如此，通过针对国际关系中信任认知型影响因子的要素阐释和情感型影响因子的理论解读，为国家间信任赤字的补偿径提供了一个更加明确清晰的逻辑架构。

　　国际关系中，受信方要想攫取充分必要的信任资源，首先必须彰显和证明自己在履行承诺、回应施信方长远利益关切方面的可靠性水平，这是施信方认知分析的客观依据，也是国家间信任关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保障。为此，其一有必要升级能力配置，包括受信方自身经济硬实力的打造与国际外部制度约束力的加强两大内容。一方面，不断提高本国经济建设水平，改善国内民生发展状况，增强总体安全观意识，为国际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为履行合作或政策诺言积极筹备和投入与之匹配的物质资源，做到言出可行、言出必行，为施信者信心的建立提供强力支撑。另一方面，需继续完善和发展国际社会关于防止违约失信的制度建构，严格践行联合国宪章旨与规则，认真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约束作用，适时采取国际社会“集体制裁、等强制措施，同时配以压力”以增加国际失信成本，缓解“无状态”下的不确定性对于国际信任关系的阻滞效应。其二有必要强化正直品格，自觉践约行动的持续性与一致性。在体察国际现实和反思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珍视和爱护那些既有的国际信任关系。同时，善于从施信方视角着眼，懂得信任本质上意味着施信方“期待某件事情发生并愿意为此做出行动，行动结果与其期待相反时所产生的负面心理影响将大于相符时产生的正面心理影响”。因此，作为受信方不仅应该言必行,更加需要行必果，要洞见随意改变政策方针或行动方略的失信行为对于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切以及对于自身未来发展前景的严重，珍惜本国的国际声誉、本国乃至国际社会关系网络本身的立世。其三有必要善意内涵，始终与恪守具备方略兼容性的利益导向。提倡“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利益观念，从国际发展的大局出发，胸怀责任担当与历史，乐于分享发展经验敢为大时代的创造者和贡献者为世界人民谋福祉，将自身长远利益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反对与摒弃零和博弈的贸易主义以及风险的极端利己主义等冷战思维，树立“独行虽快、众行致远”的价值取向，明确认识到在全球化经贸融合的今天谁也不能以共同利益为代价独善其身。此外，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弱势国家的特殊利益予以恰切的包容与“补偿”，避免利益价值加速流向国际社会的顶端，而出现经济失序、社会失调以及心理失衡的危机状态。唯有如此，受信方的方略意图才能真正体现其的本质属性，彻底消除信任自身的“面”（black side），收获施信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接纳与信服。

　　相比建立在选择基础之上的认知型信任，剥离了认知成分的非情感型信任是国际关系中信任资源质量更加牢靠的深度基础，也是从根本上化解国家间信任赤字的长久依托。为此，需认真着眼非物质性的“价值认知”阈限，重视塑造和引导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在国际中的持续形成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构建适于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国家发展的国际关系网络和，确保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空间。为此，首先，需逐步纠正传统国际关系中以利益和实力为先导的交往原则，不断注入合理以及人文情怀的温情元素。一方面，多边主义的对话协商，切实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重，遏制霸权主义的形成和扩张，加强经贸合作，助力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大势，构建平等包容的合作网络。另一方面，负责任大国需率先垂范，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及国际灾难救援等主义事业中主动切实地贡献力量，为营造一种亲善和睦有讲情谊的国际氛围不懈努力。其次，积极开展高层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元首外交的人格魅力。加强了解、增进互信，以现代化的思维、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最大限度地理解、体谅和尊重彼此的制度、模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教以及历史记忆。彻底摒弃以对立对抗为出发点的制衡思维，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解决地区争端、打击、网络安全、惩治跨国犯罪、促进经济发展等重要领域开展切实合作，在构建和谐安定国际秩序的同时筑造彼此之间互联互通共商共建的交往格局。最后，崇尚国之相交在于民之相亲的优良作风，努力搭建互动平台，畅通往来渠道，开设信息之窗，鼓励民间企业、社会团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便利国民之间的旅游访问、重视青年一代的文化交流，全方位构建以相通为基石的新型国际关系网络。诚如莫里斯（Desmond Morris）所言，人类也许还没有“在生物学意义上进化到”同陌生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只有以人民的相亲相敬带动国际社会的互鉴互谅，才能编织起国家间信任关系牢固的情感纽带，进而从源头实现对于情感型信任倾向土壤的周到改善与长效治理。（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