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医学著作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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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5261，是中国最4102早的医学典籍，传1653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

　　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脉学著作，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10卷。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扁鹊、华佗等有关脉学之论说，推荐阅读：假设检验。阐析脉理、脉法，结合临床实际，详辨脉象及其主病。

　　《脉经》系我国现存较早的脉学专书，首次系统归纳了24种脉象，对其性状作出具体描述，初步肯定了有关三部脉的定位诊断，为后世脉学发展奠定基础，并有指导临床实践之意义。同时《脉经》还保存了大量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中国古代五大医学著作，分别《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 、《千金翼方》、《本草纲目》。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5261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4102这是我国医学史上1653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黄帝内经》包括现存之《素4102问》和《灵枢》两部分。《1653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它既不属于某一时期的作品，也绝非某位医家的个人著述。其中既有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的作品；既有魏晋以后的新作，更有唐、宋医家的补充，如唐代王冰补入了七篇大论，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可见它是一部由战国至两汉时期许多不同时代的医家，搜集当时医学成果，分别整理加工和补充成篇后，汇集而成的医学总集。

　　《黄帝内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全面阐述了包括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涉遍及中医理、法、方、药的各个方面，因而对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仅就它的主要精神，分别简介如下：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贯穿《内经》全书的整体观，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内经》把人体各部看成是互相联系、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认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观点。系统论认为，人微言轻整体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局部的新质。由于人体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整体系统，因此更需要从普遍的联系上来加以对待。

　　《内经》正是强调从彼此相属、互有联系的整体观出发去观察人体各部生理、病理的种种表现和变化。就脏腑关系而言，虽各有所主，但却离不开彼此的密切配合。

　　《内经》以“藏象”统括人体之生理与病埋，就证是体现了内脏与休表是相互沟通、表里相关的有机整体。唐·王冰说过，“象，谓所见于于外，可阅者也”，明·张介宾也说:“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中医四诊中所称“有诸内必形诸外”“以表求里”的根据即在于此。

　　对人体必须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认识，是《内经》整体观的又一重要体现。《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盖，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当四时气候发生变化时，人体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如春夏两季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因而使皮肤松弛，少溺多汗；秋冬时节，阳气收藏，气血趋向于里，故皮肤致密，少汗多溺。四时气候的变化，还是生物界(人体亦不例外)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

　　此外，《灵枢·岁露论》还告诉人们。四时气候的正常与否，还直接影响着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流行，所渭“因岁之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甚至一些疾病的流行也常带有季节的特点，而《素问·异法方宜论 》所载某些“地势使然也”的地方病，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对机体与情志间的辩证关系，《内经》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见解。《素问·六节脏象论》认为“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是说明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而《灵枢·本藏论》所指出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则旨在表明情志对机体的调节功能。《内经》认为情志活动乃人之正常生理功能。但若太过，可能造成内脏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从而导致疾病，如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而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以有助于消除病理变化，恢复生理功能。

　　《内经》对社会环境与人体发病的关系，也有若干论述。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袭和人体正气的盛衰外，还告诫医家应结合患者所处社会环境、经历和个人遭遇等全盘考虑。

　　《内经》所系统论述的脏腑经络学说，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门重要学说，是中医进行辩证论治

　　《内经》在总结和阐述中医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还运用和发展了我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由于《内经》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人体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亦无不是以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加以概括和阐述的。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阴阳两个方面应该是相对平衡的，一旦由于阴阳的偏盛偏衰而使这种平衡状态破坏时，人体就会发病。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而《素问·生气通天沦》所载:“阴平阳秘，精神乃冶;阴阴离决，精气乃绝”，就是旨在说明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病用药，就是借助药物的阴阳偏性，以改善或调节人体阴阳失调的现象，从而恢复“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古人认为，构成客观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叫做“相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彼此制约的关系就称做“相克”，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学说之所以引入医学，关键不在于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展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帖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态表现，都可与五行相配，如表所列：

　　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内经》认为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如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歹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并常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描述疾病的传变和推论其死生。

　　总之，《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人体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脏腑间的 相互依存、制约、转化的关系已有相当认识。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以上认识仅在于直观的范围，还不可能认识统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内经》关于预防的论述，常与养生学相结合，如谓“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并告诫人们要节制色欲，切忌“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医生治病应当见微知著，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切不可对疾病的发展视而不见，迁延观望，坐失良机，以致酿成难以救治之危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冶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里，预防医学思想昭然可见，至今犹不失为至理名言。

　　《素问·五脏别论》中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

　　《内经》的撰成，标志着我国医学跨进了由经验医上升为理论医的新阶段。它不仅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医药成就，同时也为秦汉以后的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在整体观、矛盾观、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养生预防学说和诊治原则等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和学派在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新建树，无不与《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直刊今天仍不失为一部颇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巨著。

　　《疯门全书》清·肖晓亭撰。为祖国医学有关麻风病的三大专著之一。肖氏之书原为《疠病疾辑要》、《疠疾备要》各一卷，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贫而未梓，后经袁春台等编校，命书名为《麻疯全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付印，此版本迄今未见。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后多次刊刻流行版本均名为《疯门全书》。1936年裘吉生之《珍本医书集成》第七册将该书收入。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该书重新点校出版。

　　该书对麻风病的传染性传播途径及预防之法认识颇为正确，对症状体证之描述逼真而通俗，治疗原则他强调：“总以凉血和血为主，驱风驱湿为佐，审元气之虚实，按六经以分治，斯治疗之要道”。他不同意本病必定复发或不能根除之说，认为其原因多因中断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所致。肖氏对本病提出内治九法(统治、分治、缓治、峻治、补治、泻治、兼治、类治、余治)；外治六法(针、灸、烧、熏洗、烂、敷)等，列有处方近170首，内容丰富，且善用大枫子肉。肖氏有经验和学术观点，使祖国医学关于本病辨证论治的理论更为充实，其治疗经验解放后也曾为麻风防治工作者吸取。

　　杨继洲（1522-1619），名济时，浙江衢县人，祖父曾为太医，杨氏本人也长期在太医院任职，从事针灸临床四十余年。《针灸大成》是在其家传《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汇集历代针灸学术，加上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而成。书稿初成后，又经赵文辆、靳贤、黄镇庵等整理、资助，于1601年刊行问世，共十卷，内容全面，资料丰富。该书的主要贡献为：总结了明以前我国针灸的主要学术经验，其中特别是收载了众多的针灸歌赋；重新考定了穴位的名称和位置，并附以全身图和局部图；阐述了历代针灸的操作手法，加以整理归纳，如“杨氏补泻十二法”等；记载了各种病证的配穴处方和治疗验案。《针灸大成》是我国针灸学的又一次重要总结，也是明以来三百年间流传最广的针灸学菱。书刊以后，不仅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在国外也有影响，现有英文、德文、法文等译本。

　　明代陈实功（1555-1636年），字毓仁，号若虚，江苏南通人。致力于外科四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理论知识，于1617年撰《外科正宗》四卷。卷一总论外科疾患的病源、病机、诊断的治疗，卷二至卷四分论外科疾患100余种，附图36幅。木书的主要贡献为：

　　1、在学术思想上，陈氏兼顾内外，较重外治，强凋“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常用刀针相腐蚀药清除坏死组织，以扩创引流。在护理上主张加强营养，反对无原则禁忌。在当时外科普遍重视内治的气氛中，他的这些主张，具有革新倾向；

　　3、创造和记叙了当时多种外科先进技术，如截肢，鼻息肉摘除，气管缝合、咽喉部异物剔除术，以及用枯痔散、枯痔钉、挂线法治疗痔屡等方法；

　　4、记载多种肿瘤，其中对乳癌的描述和预后判断，全面具体，切合实际。其所创之和荣散坚丸、阿魏化坚膏，能缓和恶性肿瘸“失荣”患者之症状，延长其存活期。后世对《外科正宗》的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列证最详，论治最精”。

　　《本草纲目》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全书共有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分成60类。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药物。绘图1100多幅，并附有11000多个药方。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

　　在这部书中，李时珍指出了许多药物的真正效用，如常山可治疟疾，延胡索能够止痛。他还举了日常生活中容易中毒的例子，象锡做盛器，因有毒素能溶解在酒中，久而久之，会使饮酒的人慢性中毒。他在写作中遇到难题时还跑到实地进行观察。如看到旧本草中所说，穿山甲吞食蚂蚁是通过鳞甲来诱捕。他觉得奇怪，认为百闻不如一见，他搞到一只活穿山甲，仔细观察了它的生活规律后，发现它是用舌头吃蚂蚁。他又解剖了穿山甲的胃囊，发现里面竞有蚂蚁一升之多，于是写下了这段记载。

　　李时珍就这样认真刻苦，一丝不苟地写下了他的巨著《本草纲目》。由于他在书中批判了水银“无毒”，久服“成仙”“长生”等说法，当时皇帝大臣都信道士们的水银炼丹，所以这部著作大书商们都不敢出版，直到他死后于公元1596年才与读者见面。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到处传播它，并进行翻刻，成为医生们的必备书籍。从17世纪起《本草纲目》陆续被译成日、德、英、法、俄等五国文字。195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共收集531种现代药物和制剂；其中采取《本草纲目》中的药物和制剂就有100种以上。

　　李时珍的伟大学术成就还受到世界人民的 为世界上对人类最有贡献的科学家之一，《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药学巨典”。

　　明清之际傅山所撰的《傅青主女科》，是一部颇育特色的妇产科著作。傅山(1607--1684)，宇青竹、青主，号公之它、朱衣道人等，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为明末清初之著名学者、抗清活动家。在医学上，他兼通内外、妇、眼等科，尤以妇科著称。《傅青主女科》共二卷，简要论述了妇女经、带、胎、产诸疾八十症，列方八十三首，另附“产后编”。该书对妇产科疾病的治厅。重视妇女的心理特征，提出了“扶正解郁”之原则，重在调理脾胃，培补气血，其处方构思精密，理法谨严，有“一味味千锤百炼”之称，故影响较大。

　　《本草崇原》，三卷，约始撰于康熙十三年(1674)，著者张志聪殁而书未成，后由弟子高世栻续成。继而王琦访得副本，校刊后刻入《医林指月》丛书，时已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后续有翻刻。

　　此书摘录《本草纲目》中本经药233味，(另有附品56种)，作“崇原”之论，自序云“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有探讨药性理论之意，药分上中下三品，从药物性味、生成、阴阳五行属性、形色等入手，结合主治疾病之机理，阐明功效，崇本求原思想，对徐大椿、陈修园等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