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预防医学会论文批“表格抗疫”：应完善网络直报体系

　　中华预防医学会论文批“表格抗疫”：应完善网络直报体系。“表格抗疫”间接反映了此次疫情防控中存在信息化建设不充分、大数据运用意识不强等问题。

　　新京报快讯（记者 李玉坤）近日，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预发表的论文称，目前，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仅为内部参考”，而非对外公布以及供各级决策部门使用，造成了资源浪费。

　　论文还指出，本次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基层反映最突出的“表格抗疫”，间接反映了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短板，即信息化建设不充分、大数据运用意识不强等问题。

　　《中国流行病学》预发表了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2月25日的论文《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思考与》，集中探讨了疾控体系现状、问题和。

　　该论文称，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基层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表格抗疫”，一个疫情指标一张报表、哪个部门需要哪个部门做张表，数据多头来源、互相打架。

　　论文认为，这一现象间接反映了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短板，信息化建设不充分、大数据运用意识不强。

　　其指出，疾控工作的基础来自于“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实现疾控工作从传统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手段信息化。

　　SARS后，我国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不断加强，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

　　2013年8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在第十二届全国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说，全国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诊断后逐级报告的平均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

　　不过，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组论文指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进度仍明显滞后，做不到互联互通。

　　论文显示，从国家层面来看，还是依靠2003年SARS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该系统主要还停留于各类传染病信息报告，使用权限基本都在国家层面，省市县各级都不能真正利用这些数据，无法形成及时、有效的分析结论。而各级CDC所涉及的包括疾病监测、预防接种、卫生应急管理、慢性病防治、五大卫生等工作，均未能建立起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信息系统。

　　目前，各地建立国家全民健康基础信息系统与疾控机构设置的信息系统，在基础信息收集、录入、标准使用，管理部门等均分离推进，未能统筹开展，更未建成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大家各自为战，造成信息“烟囱”和“孤岛”，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有效对接，大量数据无法有效利用。

　　近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广州举行的上指出，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病毒，专家组在新闻上表示人传人是1月20号。

　　“CDC作为一个技术部门，其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CDC向地方后由地方决定如何处置，CDC应该有行”。钟南山表示。

　　专家组在论文中也指出相同观点，即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中，从疫情的发现报告、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与实施，均未让疾控机构发挥主导作用。

　　比如，疫情的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仅为内部参考，对外公布和各级决策部门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卫健行政部门另设的一套电话和表格报告系统，浪费了大量的行政和防治资源。

　　同时，论文还指出，各级疾控机构还存在定位分工不清等问题，省地县的机构能级和工作重点缺少清晰划分，国家疾控机构职责任务与地方各级机构职责脱节，工作任务层级分工“上下一般粗”。

　　地方疾控机构除了逐级向国家级机构按法律法规填表报送数据外，无任何法律责任和行政管理责任归属，各省级疾控机构对下级机构仅有技术指导责任，也无任何法律责任和行政管理责任。另外，各级疾控体系的机构职能重复重叠现象突出。

　　此外，我国各级CDC普遍存在人员严重不足。论文援引的资料显示，2006年平均每万人口疾控人员数：美国9.3人，俄罗斯13.8人，日本都道府县级为1.69人；市级达到2.8人，而中国不足1.4人。

　　近几年，国家、省、市CDC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严重，这不仅包括技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退休，更有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流失。论文称，以国家CDC为例，流出的160余人，绝大多数为中青年业务，其中千人计划、杰出青年等优秀人才流失严重。根据某省调查显示，2016－2018年该省各级CDC调出、辞职成风，共计321人，且呈逐年递增之势。

　　基于上述问题，论文，建立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和重大疫情防控的相对的应急体系。

　　称，疾病预防控制局应急工作直接对国家应急部负责，日常工作由疾病预防控制局承担，包括制定预案、培训、演练、应急队伍管理、疫情监测、报告分析、预警预测等。一旦发现疫情，及时预警、评估、报告，迅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程序和能级启动应急响应。职能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授权，指挥处置各项工作，包括调动跨区域医疗卫生资源，紧急征用社会资源等。

　　同时，依托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以电子病历、健康档案以及全员人口数据库为基础，在信息安全、标准规范、运行保障体系支撑下，健全和完善覆盖全国的疫情报告监测预警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网络体系。

　　论文披露，1953年，参照前苏联模式，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建立卫生防疫站，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兼有卫生执法监督和技术管理双重职能。2000年前后开始进行疾控体制和卫生监督，在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组建各级CDC和卫生监督所，CDC成为纯技术型事业单位，不再承担监督执法行政职能。2002年1月23日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更名重组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成立。

　　“”之后，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疾控体系建设，不断加大投入，调整重大疾病防控策略，推荐阅读：假设检验！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体系，取得明显成效。

　　2009年，中国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作为新医改“四梁八柱”之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甚至在医改过程中被边缘化。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反之，2014年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为36.19亿，到2019年，这一预算增加到50.23亿，同比增长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