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从师记

　　刘跃进：从师记。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有77位新生，论年龄，我排行第70，属于小字辈。报到第二天，系领导给新生讲解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两大类（政治课和专业课），总共17门：形势教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写作、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外国文学、工具书、专题课、英语、体育、军事。前三年是基础课，最后一年是专业课。此外，还有一些选修课、专题讲座，内容很丰富。四年八个学期的课，外语学习任务最重。我过去学了五年德语，重新学习英语，压力很大。

　　大一时，同学们都很兴奋，多聚焦当代文学，关注文坛变化。从《班主任》到《爱情的位置》，从《伤痕》到《在社会的档案里》，每有新作问世，大家都争相传阅，争论分析，常常彻夜不眠。不久我们班就成立了文学社，分为评论组、诗歌组、小说散文组、戏剧组等，大家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和评论心得。同学们还把自己的作品贴在墙上，供人评头品足。进校不到一个月，中文系同学又创办了《春芽》杂志，蜡板油印，人手一册。大家的心思都在文学创作上，暗暗较劲，看谁能最早出头。想当作家的人多如牛毛，发表作品的机会微乎其微。好在那时不被录用的稿子，刊物会退还作者。我有一个同学，试图验证编辑是否看过他的稿子，就将中间一两页稿纸用浆糊粘上一点。退稿后，他发现那两页粘上的纸并没有被撕开，说明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完，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197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17岁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给了我很大鼓励。马克思说：“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们的职业理想是当作家。在当时，全社会都沉浸在文学的狂热中，都愿意献身文学事业。

　　文化部有关部门曾收到全国各地作者寄来的文学剧本、小说、诗歌等，大概数量很多，简单退掉未免可惜，不如披沙拣金，也许能发现优秀作品。文化部将这些作品分派到重点大学中文系作初步筛选，提出处理意见。这个办法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试行，一举两得，效果很好。文化部又继续推广到其他院校。我们正好上文学评论课，审读作品可以作为教学实践的内容。每人都分了好几个剧本，写出读后意见。我小有得意，觉得自己可以审读别人的作品，离文学梦想越来越近。写作课还安排我们到厂矿企业进行实地采访，撰写通讯稿。我和同学韩异到天津计量检定所南开分所，采访张光寅老师的先进事迹，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写作帮助很大。

　　随着课程的增加，同学们的读书志趣逐渐疏散开来。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程调动起部分同学对现代汉语的兴趣，宋老师很会讲课，要求极严。一段时间，我们整天把“词性”“句子构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单句”“复句”之类的话放在嘴边，分析“打得他到处乱跑”的句式结构，看见什么都像“状语”。譬如看见卖冰棍的，一个说“大街上有个卖冰棍的”，另一个接着说“这是存现句”。有些问题，老师都难以回答。譬如“我们明天回到北京”，老师说“回”是动词，“到”是介词，和“北京”构成介词结构作补语。同学说“到”后可以加时态助词“了”，这不变成动词了吗？宋玉柱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届这么用功的学生。

　　我们读书时，都喜欢佩戴白底红字的校徽，非常自豪。“南开大学”四字是毛主席的题字，“开”的繁体字是“開”。假期到农贸市场买菜，那些乱跑的小孩子还凑近来看校徽，把“開”念成“门”，喃喃自语道：“南门大学。”我心想，管他“南门”还是“南开”，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讲学，听了张庚、孟伟哉、王朝闻、严济慈、于光远、杨润身、吴小如、杨志杰等作家、学者的讲座，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无知才无畏。想当作家就是因为自己无知。古代、现代、当代，举凡优秀的作家，多有深厚的学养，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

　　我过去的阅读范围很窄，除鲁迅外，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一创”（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吴强《红日》，梁斌《红旗谱》和柳青《创业史》），还有《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红色经典相对熟悉。开学不久，作家梁斌来作报告，谈创作《红旗谱》的经验；侯宝林讲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刘绍棠讲思想解放等问题。我在《从作家梦到学者梦》等文中谈到：走进校园，远离社会生活，自感作家梦难以实现，我又做起了学者梦，想做现当代文学研究。为此，还托老邻居苏醒阿姨找到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面向社会招聘科研人员的试题，其中现代文学试题是：

　　以我对现代文学的了解，这些问题似乎不难回答，起码略知一二。古代文学比较高深，离我很远。

　　我对文学概论课也很期待。下乡前，曾借阅过一本苏联人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一知半解。文艺理论课先由郎保东老师主讲，郎老师刚从复旦大学调来，为人热情，课上课下，互动频繁，大家都很愿意和他交流。后来换了一位年长的老师，不苟言笑，总是津津乐道所谓文学与时代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概念到概念，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我觉得乏味，就常在课堂上看闲书。最后一堂课，我没有认真听课，看《元杂剧选》，被老师发现，不仅没收了作品选和笔记本，还把我名字记下来，大概被列入了“黑名单”。从此，我对文艺理论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

　　1979年春天，我们开始上现代文学课，从五四运动讲到“左联”，一直讲到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我在《黄湖的记忆》等文章中谈到：是现当代文学课让我知道了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故事。老师不无遗憾地感叹说，这部作品被批判后，作家就在文坛销声匿迹。我后来知道，这位作家真名叫吴小武，一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与我住在同一楼。1969年，团中央干部下放到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吴小武第二年就死在农场[2]。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让我觉得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一定风险。

　　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时，我并没有多少兴趣。杨成孚老师、郝志达老师讲先秦两汉文学。杨老师刚从山西大学调到南开大学，腿有残疾，年纪不大，看起来很威严。他对作品很熟，拿着一本油印讲义，慢条斯理地讲解《诗经》《楚辞》，很多诗句，脱口而出。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发问：这本书读过吗？那本书翻过吗？绝大多数同学和我差不多，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一次，杨老师说到先秦某一典故，问道：“《墨庄漫录》看过吗？”现在知道，宋人笔记中常有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那时当然不知道，纷纷摇头，觉得这么有名的书都没有看过，有点汗颜，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讲，不敢应付。不过，我虽然敬佩，却不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到祖国讲学，我们77级、78级是叶先生回国讲学的第一批学生。2019年，南开大学举办了庆祝叶嘉莹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大会，我代表老学生发言，大意如下：

　　查日记，叶先生在南开的第一讲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阶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吸引过去。那天，先生整整讲了一天。那周有两个半天自习课，也都用来讲课。此后，先生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讲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堂课，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先生的诗句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叶先生的课，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此后，我便成了叶先生的忠实粉丝，先生到北京讲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听。我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诗词，也模仿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头常备，也是常读常新。今天，我能有机会当面向叶先生表达敬仰和爱戴之情，非常激动，非常荣幸。先生对我的教诲，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是叶先生的课在蓦然回首之间就改变了我的学术选择。1979年5月3日，叶先生讲王国维《人间词话》，讲到词的三重境界，引申到人生的三重境界，对我影响极大。我们这些高考恢复首批进入大学中文系的人，大多来自农村、兵营、厂矿，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多怀抱着文学的梦想。对我而言，当作家梦不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转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听了叶先生的课，我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这么美，完全颠覆了此前对古代文学课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众里寻他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叶先生点燃我的古典文学研究梦想，是叶先生引导我去追寻古典文学世界中的“那人”，迄今整整四十年。

　　第二句话是叶先生让我们理解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感动。她引赵翼的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人生、对社会要有丰富的体验、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诗。叶先生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将杜甫的创作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理解，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杜甫创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更离不开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三句话是叶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追求。叶先生说，忍耐寂寞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她常引顾随先生的话教育我们：“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哀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先生一生，备尝苦难，但对祖国、对文学的热爱，始终如一。1979年6月14日，先生暂时告别南开大学，要到北京大学去讲座。那天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的日记这样写道：“两个月来，叶先生渊博的知识、诗人的气质、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叶先生不仅仅向我们传授中国古典诗词的知识，更是向我们传递一种人生哲理和向上的力量。她说：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如此。”那天，我的日记还记录了叶先生的一首词：“虽别离，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国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今天读来，依然感动。近一个世纪以来，老人家用生命书写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是叶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僵化，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叶先生的讲座，如春风化雨，让我对古典文学之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

　　王双启老师和叶先生是同学，都毕业于辅仁大学，讲课风格也与叶先生相近，讲到动情处，眼里常常含着泪花。王老师讲唐代文学，总能密切结合社会背景，生动感人。譬如讲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年，王维躲进辋川别业，“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高适到西南地区做高官；李白浪迹天涯，离开长安。从安史之乱到大历初年的20多年间，唐代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王双启老师的讲座，实际上采用了编年的方法，很有启发。

　　郝世峰老师开设李商隐诗歌欣赏课，推荐阅读：生存曲线，又向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人生体验。郝老师那一代人，历经磨难，悲天悯人。他们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多有不同寻常的体会。这样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做了详细的听课笔记，保留至今。

　　王达津老师是系里的元老，大家敬称他为达老[3]。他大病初愈，还给我们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达老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北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教授。达老一口京腔京韵，可能年事已高的缘故，音调时高时低，高亢时有声振林木的穿透力。他系统地讲授了《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以及《文心雕龙》中的《神思》《风骨》《体性》《情采》《物色》《比兴》《夸饰》等篇，还有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陈子昂《修竹篇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这些篇章，我当时都背诵下来，反复揣摩。达老有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学报》1956年第2期上，叫《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根据》。他从陈寅恪、缪钺的评论开始，再回到王国维的自述，比较康德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无利害关系论”，从优美和壮美中发现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原由，并有综合评析。我认为这是达老最好的文章之一。

　　大三时，系里安排我们这届同学作学年论文，同学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指导老师。罗宗强先生是达老的研究生，刚从赣南师范学校调回南开大学，在《南开学报》当编辑。他的《李杜论略》刚刚出版，我读后特别佩服，就选择了罗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师。

　　一般情况下，指导老师总是先问想写什么，然后具体指导。罗老师与众不同。他没有让我们自选题目，而是根据我们的兴趣先到他家补课。我和曲宗生、李瑞山、王绯、王黎雅五人选罗老师做指导教师。曲宗生对诗歌美感情有独钟，李瑞山特别喜欢鲁迅的《野草》，我受南开大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此，罗老师专门为我个人安排了《文心雕龙》辅导。他从《神思》篇讲起，大概讲了四五篇，主要是点拨式的讲授，引导我读经典。

　　《文心雕龙·神思》篇描绘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细致入微，令人神往，我的学年论文就以《神思》篇作为研究对象。我对鲁迅的作品比较熟悉，想从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说起，谈构思问题。鲁迅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穷书生总想写一部小说叫《幸福的家庭》，他就想象幸福的家庭该怎么写。结果一到写作，就传来他老婆的声音：“劈柴，都用完了，今天买了些。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今天就要两吊六。我想给他两吊五，好不好？”还有孩子的哭声：“走出外间，开了风门，闻得一阵煤油气。孩子就躺倒在门的右边，脸向着地，一见他，便哇地哭出来了。”老是这种家庭琐事，《幸福的家庭》没写成。我就想通过这个故事，试图把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联系起来，谈谈创作构思问题。寒假期间，我全力以赴撰写论文，一气呵成，比较顺畅，自我感觉还不错。新学期开学，我就兴冲冲地递交了论文初稿，等待老师的表扬。

　　过了大约一周，罗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出乎意料地批评了我一顿。第一，罗老师说我态度不认真，字迹潦草，还有很多错字。下次交稿，必须认真誊抄，一丝不苟。第二，对古代经典作品，一定要认真研读，准确理解，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写文章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有明确的主题，严密的逻辑。我本来期待着表扬，却招致批评，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回味老师的批评，觉得句句在理。经过反复思考，我把学年论文题目确定为讨论“虚静说”，推翻了原来的思路，认真修改了一遍。罗老师肯定了选题，说：“你的思想很活跃，有新意，注意到了他人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文字也流畅。”又说，“虚静能不能包括神思论题的全部？能否把神思所涉及的问题都归在虚静的论题下论述？如想从虚静论神思，似应论虚静在神思中的意义，不应以虚静取代神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我释刘勰，而不是刘勰释我。”罗老师把论文退还给我，要求我用正楷再抄写一遍，特别指出：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精神。这篇论文前前后后改了五稿，以为可以定稿了，没有想到罗老师在第五稿上又逐字逐句作了很多修改，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仍然指出了一些问题，要求我在正式上交系里之前，再作修订、誊抄。初稿上万字，经过反复修改推敲，删除可有可无的字词，最后还剩下5000字。我在给罗老师交上第六稿的时候，附上了一段话：“当我把这份稿子交给您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不安的。本来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再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了。两个多月来，您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审阅我的稿子，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它，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我以前从未写过这类文章，所以开始我也没有经过慎重思考，草草动笔，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居然还把这样的废品拿给您看，浪费了您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至今想来，后悔万分。记得您看完我的草稿后，向我讲了许多道理，于是我决心重新认真完成这次学年论文的写作。从初稿到最后一稿，前后六易其稿。在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基础实在薄弱，也很苦恼。论文虽然完成，自己却不满意。我知道在短时间内想在学业上有很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您的指点下，两个月以来的写作，我却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必须先要端正自己的治学态度。”

　　4月的某一天，罗老师把我们五人召集到一起，作了学年论文写作小结。那天，他还为我们几个人讲唐诗，仰望盛唐星空，理解盛唐气象。罗老师指导我们读书，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譬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当时作家们都在哪里？他们对那场巨变持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作品有所反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他们的作品作精细的编年考证，把不同作家的活动放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看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体会出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刻意蕴，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后来撰写作家年谱、编纂文学编年史，就与罗老师的这段指导有关。我做沈约年谱时，向罗老师请教，罗老师来信说：“论文选题，我以为很好。特别是事迹编年，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常常想，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示出重要性了。不过，如果在编年中不仅注意一人一事，还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这些均了然心中，则那事迹编年，自会繁简得体，于后来研究者有用。”罗先生时时强调要“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等问题，就是告诫我不要陷入繁琐的资料中，要因小见大。那天，他动情地对我们说：“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与你们不是深交，可我是真心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接着老师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分析了写作方面的问题。罗老师说我这次学年论文进步很大。文章分为三大部分，逻辑线索清晰，每段说什么，很明确。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文章深度不够，比如对老庄的“虚静”说和刘勰的“虚静”说的关系分析不够。这当然与学力有关。就学年论文做到这一步，已是相当满意了。他还说，我的论文的最大长处是选择的角度很好，甚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给的成绩是优。那年春夏之交，中文系组织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讨论会，罗老师推荐李瑞山、曲宗生和我的论文参加会议。罗老师写了如下推荐意见：“本文从一个较新的角度阐述了《文心雕龙·神思》篇，言之成理，推理亦较为严密，文字简洁。建议参加学生论文报告会。”那年6月6日，系里举办论文颁奖大会，一等奖5人，二等奖10人。李瑞山的《〈野草〉的精神特质与美学风格》获得一等奖，曲宗生《谈诗美》和我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并获二等奖。那年11月，获奖论文结集成册。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赏心悦目，获得极大鼓励。

　　我的毕业论文由王达津老师指导，论文题目是《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我当时的理解，“自然”与“直寻”有关，“英旨”与“滋味”相连，然后铺衍成文。看似言而有据，其实只是逻辑上的推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回过头来看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最大的问题是与时代、与作品相脱节。这两篇论文对我的意义，就是培养了我对论文写作的初步感知。

　　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是我们班的最后一门选修课。最后一堂课结束，我们就要走出南开，走向社会。那堂课，我们心里都酸酸的，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孙老师结合自己的苦难经历对大家说，“文革”期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等到明白过来时，已经落伍，很难追赶上来。因此，人生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席话给我强烈震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放弃对学术理想的追求。

　　在我看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自是不二选择。1981年夏秋，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公布，达老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我自以为背诵了许多古代诗歌和批评史名篇，论文写作也得到达老和罗老师的首肯，考上研究生应当不成问题。考试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我名落孙山。事后想想也不奇怪。此前，研究生考试均由各校自己命题。这次考试，外语、政治，全国首次统考。“文革”期间，我就读的北京三里屯二中开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外语课，有什么师资，就开什么外语课，没有一定之规。我们那届赶上学德语。我上大学以后才接触英语，没有自己的教材，拿着小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英语不过关，也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我曾误以为文艺理论最简单，只需要“思想”，不必死记硬背，结果出乎意料，也折戟沉沙。郝世峰主任、罗宗强老师都极力向学校推荐我，也无法改变失败的结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下属的文史教研组，主要任务是给全校开设选修课，属于素质教育工作。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清华大学教大学语文，实在心有不甘。到清华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跟教研组主任张正权申请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吴文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张老师被迫同意在报考表上签字。到学校人事处盖章时，我的报告被打了回来。按照学校规定，新入职者必须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继续深造。说到这里，我又想到6年后的1988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遇到同样问题。当时刚评上讲师，人事处师资科说，需要工作两年才能报考，否则取消讲师资格。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又求救于张正权老师，希望保留讲师资格，张老师说：“你提讲师，学校说你在外读硕士，本来没有通过，我已经大闹过师资科，不好再说什么。你偷偷去报考吧。”后来办理离职手续，需要加盖8个公章，最后在人事处又被卡住，说我没有事先得到人事处同意，就是不给盖章。还是张正权老师与他们交涉，才放我走。当然，这是后话。张老师业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很感念他。

　　初次报考南开大学研究生失利，到清华大学工作后，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深感前途渺茫。在我最孤独的时候，经常给罗宗强老师写信求教，罗老师每信必回。他鼓励我说：“你的条件很好，可为进一步研究作些计划，这是很难得的，实大有可为，千祈珍惜。你系统读书，这很好。我想，有两种办法，一是先从古至今，大致读一遍，有个印象，然后再从主攻方向深读。一是一开始就找一段精读。所谓大致读一遍，是指各朝主要作家全集找来粗读一遍，同时读当时史书，明白其活动时代与其创作特点。所谓精读，就是带研究性，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来，大致作这样几个工作：版本、辨伪、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谱），思考若干问题。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积以时日。我想，你或者以第一种较合适，不知你以为如何。太早专并不好。理论很重要，知识面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再走皓首穷经的老路。工夫要扎实，但忌钻牛角尖，为一个字、一篇作品搞三年五年。思想还是开阔些好。”罗老师一直主张做学问不要钻牛角尖，视野一定要开阔。罗老师的教诲，我一直奉为圭臬。

　　文史教研组是新成立的机构，需要购置一些图书，于是在阎秀芝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每周都可以租个小面包车进城买书，由我来挑选。我跟着教研室主任就到琉璃厂、王府井书店这几个地方，只要感兴趣的就买，买来我先看。凡是跟古字沾边的书我尽量买，近水楼台先得“阅”。《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初学记》《艺文类聚》《括地志》《元丰九域志》《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历代职官表》《中国历史地》以及历代诗文集如《王右丞集》《韩昌黎文集校注》《柳宗元集》《白居易集》《元稹集》《李贺诗集》《玉溪生诗集笺注》《温飞卿集笺注》等，还有文言小说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也都通读。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读书笔记，虽然读不懂，也拿来翻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高尔基论文学》《鲁迅全集》《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经典著作，也多有翻阅。到图书馆借书，也首先借阅跟古字沾边的书，看过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刘纪泽《目录学概论》、张之洞《书目答问》、周贞亮《书目举要》、陈垣《校勘学释例》、郭绍虞《陶集考》、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钱基博《版本通义》等，都留下较深印象。

　　刚到清华大学那段时间，独学无友，我便定期到北京大学旁听有兴趣的课程。教研组李润海老师介绍我听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赵立生老师介绍我听陈贻焮先生的杜甫研究课，还有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课等。我很崇拜学术界的名师，周振甫先生介绍我认识中华书局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赵立生老师陪我看望廖仲安先生、吕俊华先生，吕维老师向我介绍她过去在北京文物局工作的老同事魏隐儒先生[4]，推荐我看魏先生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1978年山西省图书馆内部印刷），让我大开眼界。当时，魏先生负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集部鉴定工作，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报了四五千种善本书，魏先生每周都来清华大学图书馆看书，核查每种善本书的款识、藏章、纸张、字体等，推断刻书年代，随时做笔记，非常勤奋。我追随其后，观风望气，略知清华大学古籍收藏的特色。

　　1984年5月，达老来清华大学查询图书，注意到《全宋诗话》，还有王懋辑《寄生斋闲录》、毛晋辑《群芳清玩》《诗中画》等，很有兴趣。达老告诉我，丛书中往往保存很多珍贵资料，譬如“峭帆楼丛书”有诗话多种，“观自得斋丛书”有《梅村诗话》，“花雨楼丛钞”有《初月楼论文》，“玉津阁丛书”有《梦痕馆诗话》《岁寒堂诗话》等。达老知道我报考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提醒我说，杭州大学拟整理陈汉章的著作，清华大学有《缀学堂丛稿》《妇人集注》等，值得注意。严嵩的《直庐稿》，达老说书品极好，应当是其炙手可热的时候刻印的。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古籍书库，与古书为伴，饶有兴趣地翻阅布满灰尘的古籍。经达老指点，我似乎明白了一点阅读古书的门道。

　　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曾选修单柳溪老师主讲的工具书检索法课程（后来讲义出版改名《中国文献学手册》），说实在话，不很喜欢。在乱翻书的过程当中，我感到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就像狗熊掰棒子，留不住。于是就开始琢磨别人是如何读书，研究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王梓坤著《科学发现纵横谈》、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赁常彬编《鲁迅治学浅探》、浙江日报社编《学人谈治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励耘书屋问学记》以及岳麓书社出版的《文史哲学者治学谈》等是我最爱读的几部书，不断翻阅，有如饥渴，通宵达旦，也毫无倦意。我常感叹，读一本好书，犹如咀嚼甜美的食物，令人爱不释手。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赵仲邑《校勘学史略》、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也是很有用的书，我曾做过详细笔记。80年代，《晋阳学刊》《文史知识》等杂志都专辟治学谈栏目，我每期必看。郑逸梅《艺林散叶》常有介绍学者治学的文字，如“吕思勉治史学”一则，令我印象深刻。30多年后，我的著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获得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与有荣焉，也自感渊源有自。前辈学者治学领域或有不同，但都强调要有文献学的基本功。什么叫基本功，原来就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知识。鲁迅治学强调从目录学入手，鼓励理论探索，注重资料长编。陈垣先生也强调目录学、校勘学的重要性，广泛收集资料，不要轻易下结论；强调学习《日知录》的文法，不要学习韩柳文章等，都深受教益，很有启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地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地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读这些书，仿佛聆听这些学术大家们娓娓述说着他们的治学经验，仿佛看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除传统小学知识，清华大学马列教研室的刘桂生老师经常向我传授治史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学、历代职官、历代年表、地理方志。刘桂生老师是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前最后一批历史系的毕业生，后来一直做近代史研究，很有学问。在报考杭州大学研究生前后，刘桂生老师还指导我复习要点，推荐我读钱穆的《国史大纲》，那是我第一次读钱穆先生的著作。

　　钱逊教授是教研组的领导，送我他父亲钱穆所著《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推荐阅读钱穆论学著述《学》。我系统地阅读钱穆先生的著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钱穆《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说：“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亦无所谓失败。”这种独乐孤往的治学理念，值得学习。

　　我要报考杭州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钱逊老师介绍我认识钱婉约女士，她正在北京大学读古文献专业三年级。我从她那里找到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1982年和1983年的两套考题。如第一份试题：

　　十三经、纬、今古文、易十翼、四家诗、伪古文尚书、二十四史、十通、会要、补志等。

　　第二份试题也大致类似。如第一部分是名称术语简释，第二是简要回答问题，第三是论《隋书·经籍志》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第四是今传《尚书》存在的问题等，第五是古书文字致误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我以前没有学过文献学的课程，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古文献专业的相关知识。

　　我的同事马相武介绍我认识了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金开诚、费振刚、严绍璗老师。严老师还重点介绍了杭州大学古籍所情况，古籍所是独立单位，所长姜亮夫，具体负责人是平慧善老师。平老师是我最早认识的杭大老师，在之后的学习中，平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工作两年以后，我终于获得报考研究生的资格，正逢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托招收第一届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班，学制两年，毕业后写论文，再回来答辩，在高校工作的老师可以不变动人事关系。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起码可以留住北京户口。读大学伊始，我在图书馆书架上瞥见过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纸张发黄，落满尘土，我还以为作者是清朝人呢。后来知道姜亮夫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居然还在招生，怎能不欣喜若狂。

　　开学典礼上，姜亮夫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梁启超先生赠送的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姜先生是梁启超的学生，梁启超又是康有为的弟子，故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系宣统朝南书房行走，是溥仪的老师，故曰“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我们是姜先生的弟子，按辈分，应当是清华学堂诸导师的三传弟子。姜先生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准备吃苦，实事求是地治学；二是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学习。姜老拟定的教学大纲：

　　一、必修课：文字学（以《说文》为基础）、音韵学（以《广韵》为基础）、训诂学（以《尔雅义疏》为基础）、文献学（以《文献通考叙》为基础）、目录学（以《汉书·艺文志》为基础）、版本学、校雠学（以《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为基础）。

　　二、选修课：《史通》《文史通义》《通考总叙》《文心雕龙》《国故论衡》《国史要义》《因明入正理论》《墨子》《史记》《资治通鉴》《中国书制史》。

　　四、十二种先秦古籍选读：《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大学》《礼记·曲礼》《屈原赋》。

　　每个学生毕业后，有“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低限是学术史）的能力，就各种学术（分类）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在杭州大学古籍所读研的两年至关重要，完全改变了我的读书观念。大千世界，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关键是如何读。这就需要掌握读书方法。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倡导一种“读书有限偷懒法”，就是要充分掌握目录学知识，在书海中自由航行。我在《跂予望之》小引中说，在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讲治学体会，讲清华学校往事；沈文倬先生讲校勘学；刘操南先生讲《诗经》与天文历算；雪克先生讲《汉书·艺文志》与目录学；郭在贻先生讲《说文解字》与训诂学；张金泉先生讲《广韵》与音韵学；平慧善先生负责协调安排……在人情浮竞中，我感受到一种超脱的宁静与学术的坚守。庄子说：“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大约就是这种境界。这种境界的核心就是放弃功利目的，通过有计划的阅读，掌握相关领域知识。即便是做文学研究，也要明白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姜老在培养方案中说得很清楚，举办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班，不是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是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听蒋礼鸿、郭在贻先生讲训诂学感受很深。我们看相关著作，动辄段玉裁如何说，王念孙如何说，就是没有自己的说法。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多是自己如何说。郭在贻先生的《唐诗异文释例》针对中华书局校点本《全唐诗》的异文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明近代汉语知识对古籍整理的重要性。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这才是硬核学问，不服不行。

　　杭州大学古籍所1984级研究生和老师们合影。前排左起：张金泉、郭在贻、平慧善、姜亮夫、徐规、刘操南、王荣初，后排左起第八位为本文作者

　　选择硕士论文题目，颇费周折。最初，通过复旦大学王继权老师的介绍，我与黄山书社胡士萼先生联系，想整理一部皖人集子。虽然没有做成，也借机了解了古代安徽作家的情况。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一部戴名世的《忧庵集》抄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戴名世集》里没有收录。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有戴名世《忧患集偶钞》不分卷，与《孑遗录》一卷合刻，康熙宝翰楼刻本。又查蒋元卿《皖人书录》，安徽省图书馆亦有收藏，我给蒋先生写信求教，蒋先生给我回信介绍此书情况。《皖人书录》著录的是手稿，我觉得未必是定论，于是撰写了《极摹世事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发表在《江淮论坛》1994年第1期上。

　　在清华大学翻阅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吕天成的《曲品》，那个本子是乾隆年间杨志鸿的抄本，与《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的《曲品》差异很多。我把全文抄录下来，根据不同的本子进行比对，草拟了《通行本〈曲品〉校补》，得到沈文倬先生的首肯，发表在古籍所论文集《文史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中。我准备以清华大学藏钞本《曲品》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后来了解到吴新雷、吴书荫等前辈都曾有过专题论文，吴书荫先生还有《曲品校注》。我学养不够，知难而退。

　　浙江古籍出版社计划整理朱骏声及其后人遗著，郭在贻先生认为可以选取一本整理出来。此后一段时间，我泡在浙江省图书馆，除查阅《吴县志》外，还读到朱师辙编《吴郡朱氏两代遗著书目》，并附有自己的著述目录。由此确知三代人分别号石隐、半隐、充隐。故此，王季思先生给他们的文集取名《三隐堂文集》。我初步拟作《三隐堂著述汇考》，争取将朱氏三代著述全部浏览一遍。我先撰写了《朱骏声著目述略》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上。经郭在贻先生介绍，我拜访了许嘉璐教授，他告诉我他的学生也在做这个选题，劝我放弃。

　　在杭州大学，陈桥驿先生给我们开《水经注》专题课，介绍《水经注》的版本和研究现状，涉及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知识，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由袁英光、刘寅生整理的王国维《水经注校》，我在校读过程中发现整理本问题较多，觉得是个可以着力探讨的问题，就向指导教师郭在贻先生求教。郭先生建议我从校勘学入手，作客观比对，并由此生发开去，讨论一下整理古籍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在郭先生的指导下，我撰写了《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一文，并以此申请文学硕士学位。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由祝鸿熹老师任主席，郭在贻先生和张金泉、雪克、崔富章等老师为答辩委员会委员。

　　前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后排左起第三位为本文作者

　　硕士毕业后，我向罗宗强老师汇报学习情况，说自己如果不到杭州读书，就不知世间学问之大。王国维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个学者能有望尽天涯路的眼界，并非易事。罗老师说，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是专家。他看了我的论文，说我在杭州大学确实学到了治学的本领，亲自推荐发表在《南开文学研究（1987）》（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罗老师还进一步为我规划治学方向，他说：“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项工作。从你的性格特点、才思特点看，都不宜终身干这一行。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祈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

　　1986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建制，成立了中文系，聘请傅璇琮先生任兼职教授。我有机会多向傅先生求教。傅璇琮、蔡义江先生在中文系听取年轻人汇报工作。我提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张潮《友声新集》，收录很多清人书信，包括孔尚任的8封信。忽忆《文史》曾发表刘辉先生论张潮《友声初集》及《尺牍偶存》的文章，似未涉及《新集》，就说自己很想做清华大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傅先生深表赞同。我用了两周时间，把清华大学善本书目油印本全部抄录下来，又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线索，将清华大学所藏孤本、稀见本书目摘录出来，约有400多种，利用一切机会逐一翻阅，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后来还雄心勃勃地计划编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未刊序跋辑要》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叙略》。

　　傅先生知道我研究沈约，又热情地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与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建立联系，方便求教。1986年秋天，我第一次到文学所拜见曹、沈二位先生，汇报自己研读南朝五史时发现的一些问题，沈先生特别兴奋，说听了我的话，犹如空谷足音，好多年没有听到年轻人关注这些问题了，大有“吾道不孤”之感。我后来知道，曹、沈二位先生整理编辑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家大辞典》，并继续着手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正在一一比对史料，撰写札记，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沈先生听说我拟做沈约研究，非常赞赏，说：“你研究我的本家，太好了！”他还建议我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第一批博士授予权资格，曹道衡先生被评为博导，可以招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1987年年初，沈先生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曹先生指导博士生的名额被挤占了。那一年，我的希望落空，但是有曹、沈二位先生的鼓励，我终于把沈约年谱编完。1988年继续报考，如愿考入曹道衡先生门下。讨论选题时，我这个北方人作南朝文学研究，南方同学吴先宁做北朝文学研究。最初的题目是《沈约与永明文学研究》，沈先生认为这题目过长，不如《永明文学研究》明了，可以把沈约研究成果作为附录。论文写作很顺利，每完成一章，就先请曹先生看，曹先生非常认真，在文稿旁增添很多史料，指出不妥的地方。我修改誊抄后，再给沈先生看，沈先生是老编辑，特别注意行文的明快流畅，经过他的修改，文字顺畅多了。论文写作就像流水作业，一气呵成。博士论文答辩也很顺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程毅中先生，委员有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以及邓绍基、袁行霈、陈铁民、葛晓音等老师。后经刘世德先生推荐，以这部博士论文为雏形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6年出版。我在后记中写道：“这部小书，写作时间前后加起来，不过两年，但是基础工作却准备了十余年的时间。幸运的是，我游学南北，数从名师。他们从材料的甄别、论点的推敲、行文的斟酌、书写的格式，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指导，披隙导窍，发蒙解惑，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并初步摸索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这部小书实际凝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在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实用哲学成为当今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学者梦之所以还在支撑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破灭，导师们的谆谆教诲和甘于寂寞的敬业精神，是我至今得以恪守信念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的作家梦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贫瘠的山乡，但愿我的学者梦能在清贫的学苑里继续做下去。”

　　我很感谢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做过游国恩先生的助手。曹先生曾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童书业先生，对《左传》等经书下过苦功。1950年考上北京大学又跳了一级，1953年毕业，先被分配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就是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曹先生觉得那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他想做学问，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他就申请调过来，成为文学所的元老。沈玉成和傅璇琮先生一起做游国恩先生的助手，熟悉先秦两汉文献。他们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傅先生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沈先生一路颠簸，辗转多处。1985年，文学所编撰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余冠英先生把他调到文学所参与编写工作。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在学校有老师面授知识，离开学校有目录学作引导。更何况，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老师无处不在，老师永远相伴。

　　1982年年初，我也忝为专职教师，教过本科生，带过硕士生，至今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慢慢理解了教师工作的意义。

　　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的老师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文、史、哲、政、经等都有。作为应届毕业生，我最早到清华大学报到，随后又有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宿志丕老师。她是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的女公子，有家学渊源。她讲历史，我讲文学。我心里没底儿，第一次讲课很紧张，准备了两节课的内容，一节课多一点的时间就讲完了。我语速快，又紧张，在讲台上来回走。学生们说，我的讲课就像打机关枪，太快了；在台上走来走去，像笼子里的狼一样。好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是全校本科生的选修课，对于讲课内容，没有硬性要求，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讲课是一门艺术。我没有经过教育学、心理学的训练，只能在教学实践中摸索。以后讲座，听众的层次、需求多有不同，我特别注意与听众的互动，关注他们的每一点变化，譬如听众的眼神、无意的哈欠、轻微的动作，可能都与你的讲授有关，如果必要，就需及时调整思路，否则很可能失控。讲课有点像说相声，什么地方该丢“包袱”，自己心里要有数。这就要求每节课都要有别具会心的东西，让听众眼前一亮。我在清华大学讲授10年，每学期末，都会有问卷调查，总结经验教训。

　　在南开大学受到叶嘉莹先生、王双启先生、郝世峰先生的熏陶，我略知如何欣赏美文，讲授诗歌时，尽量做比较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努力找到诗歌的妙处，要比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的讲授，效果好很多。我特别感谢赵立生老师。最初他让我在他的课程中穿插着试讲几次，后来，我们还分别开设古典诗歌欣赏课。当时规定，选修课两周之后可以调换。开始，选修赵老师课的人多，可惜他的河南口音太重，两周后，很多同学转到我这里。赵老师不无幽默地说，带出徒弟饿死师傅。据各方面反映，我在清华大学讲课效果还不错，每次课都有上百人，最多的时候达到800人，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最后一排学生拿着望远镜来上我的课。渐渐地，我在清华大学讲台上逐渐站稳了脚跟。1998年，我的讲义以《赋到沧桑》为书名，交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后记中写道：

　　198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上文学课，当时抱着两个现实目的，一是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二是增强同学们的爱国感。其实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传统文化的根留在同学们的心中。这愿望当然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发现，倘若过分拘于这两个现实目的，同学们会很反感，以为你又在搞老一套，传经布道。

　　经过十几年的教学探索，我渐渐感到，要抓住清华大学文学课的特色，必须首先明确两个前提：

　　第一，文学与其他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首要作用是给人带来美感，而不是教育。萨特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同时，还随时关注着理论界的思考。我注意到了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之间关于科学研究目的问题的对话。汤因比说：如果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看作是使饥饿的人果腹，或将其研究活动仅局限在完成这一值得称道的现实目的，结果科学被固定在这样的小圈子里，就会成为无用的东西，对饥饿的人反而或许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束缚在这样有限的目的中，科学在完成重要的新发现方面——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发现——都会碰到障碍。科学研究在将其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时，也就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意图，只是为了满足求知的好奇心的时候，才会有种种新的发现。这种不带某种社会性动机和其他意图的研究，在其所获得的各种发现中有许多本来是没有计划和指望的，但到后来却令人吃惊地发现，可以对社会发挥有益的效用。而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正是在追求这种效果吗？

　　第二，清华大学文学课与其他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很不相同。我们面对的同学，一方面文学知识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又都自视甚高。如果按照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要求安排课程，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你就会感到曲高和寡，同学们毫无兴趣；如果仅仅为了迎和同学们的趣味要求，在文学课中加进大量的水分，甚至“插科打诨”，用“下里巴人”来逗乐取笑，同学们一定会感到你在愚弄他们。既能叫同学们欣赏你的课，从中得到教益，又不至于降低水准，这就需要精心安排。

　　首先它是文学课，以传授文学知识为主；其次它又不仅仅是文学课，要让同学们在欣赏文学的同时，从历史走到现实，又要用现实来反观历史。历史往往就是一面镜子，众镜相照，才能真正看出社会的真实面貌与个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欣赏吴宓教授《文学与人生》这门课的讲义。我觉得，这才是清华大学文学课的特色，也应当作为清华大学文学课的传统继承下去。

　　很多人以为在清华大学这样的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讲文学课非常容易，其实哪里是这回事。满腹学问的人未必就能讲得好；没有学问的人可以蒙混一时，但是到头来，同学们还是不买你的账。选修课，同学们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我认为，以某种强迫的方式，比如点名、考试，来让同学们听你的课，这不仅是对同学的侮辱，教师自己的脸上也无光。同学们不爱听你的课，教师首先应当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能怪罪同学。你的课讲好了，自然有人来听；你的课没有意思，反而强迫人家来听，作为教师，应当感到丢脸，而不应理直气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学们是最公正的裁判。要对得起学生，同时也要对得起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讲出一分，起码得有十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课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渗透力，同学们可以举一反三，这对他将来的自学将会受用无穷。

　　其次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教书育人，应当现身说法。中国人重视诗品，更重视人品。人品不好，诗文写得再好，终究要受到唾弃。这本身就很值得后人玩味。从诗品、人品讲到人生境界，讲到处世原则，不能摆出一副经师的样子，居高临下，发蒙解惑，而是要把自己与学生们摆在平等位置上，不回避自己的观点，不忌讳自身的弱点。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讲课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同学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从听课当中、从前人的境遇之中学会怎样处世，怎样处人，怎样处己。比如在考试题中，我经常出一些类似“我心目中的杜甫”“我心目中的陶渊明”这样的试题，提示同学们：我们不仅仅是在考文学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人生课题。对此，同学们大都有较深的体会。

　　在清华大学讲授文学课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保守一点估计，听众已达数千人。同学们对于此课始终抱有热情，给予积极的评价，作为教师，当然是感到由衷的欣慰。从同学们热情期待的目光中，从同学们会心的微笑中，我越发意识到肩上的重任。

　　硕士生教育对我来说是个难题。硕士生刚脱离本科教育，相关知识不具备，基本方法不了解，培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按照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教学模式，硕士研究生教育只是专业基础教育，需要尽可能多地开设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重要课程，开拓视野。杭大古籍所给我们开了20多门课，还可以到中文系去旁听其他老师的课。白天课时不够，晚上还要加课。确定指导老师，我们可以向老师求教。而今，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我个人没有能力开设很多课程，只能指导他们阅读相关文献，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担心误人子弟，我只带过一届硕士研究生，也不招收海外学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有两种，批量培养方式比较常见。一个老师带好几个学生，大陆的、台港澳的，还有国外的，老师甚至叫不上学生的名字。另外一种方式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熏陶感染。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就是这样指导的，文学所老师指导博士生，大都采用这种办法。那时，研究生名额少，一届毕业后才能继续招收，老师也认真。我更喜欢师傅带徒弟的方式。1995年冬，沈玉成先生突然去世，先唐文学研究的指导老师失去一员大将。文学所考虑将先唐文学分为两个阶段招生，一是先秦两汉文学，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两个方向均由曹道衡先生负责。曹先生非常认真，起草了《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

　　应在二年级上学期前确定题目，再按内容安排二年级下学期以后选修课及重点阅读书目，二年级下学期，至晚三年级上学期交出论文提纲，由导师、副导师审阅，写论文时，定期进行辅导。

　　总的要求是在三年之内对先秦两汉文学有通盘了解，并对其中若干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必建立在掌握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特别这一专业，对经学和文字学必须有较深修养。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

　　第一年：先秦至少读完《诗经》《楚辞》《左传》《国策》《孟子》《庄子》《论语》诸书（《诗经》至少阅读《正义》《集传》及马、陈四书。《楚辞》至少读完王逸、朱熹及游师二书），两汉至少读完《史记》及汉代乐府，又《通鉴》卷1-卷184，以期有通盘了解。

　　第二年：至少把规定必读书读完；把所学课程每课写论文一篇（6000至10000字），要有自己意见。对所选论文题目有较深的理解，并形成初步的看法。要求在这一年终了前，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至二篇（外籍学生不强求）。

　　第三年：要求除必读书目外，对《诗经》《楚辞》注本再能多读几本（从正续《清经解》中选读）。对自己选择的研究题目有一定创见，并立论允当。要求史料丰富、扎实，经导师、副导师一致同意，方可打印，参加答辩。凡经过答辩者，均应在本学科内有坚实基础，而对所研究的问题，更能达到有创造性见解的程度。但凡先秦文学研究中主观臆测、硬套国外理论框架的做法，均应坚决反对。

　　这份培养方案，与姜亮夫先生拟定的方案相比较，有不少相通的地方，都强调通识的重要性，又注重基本典籍的细读。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指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史网”来概括。我们常说，古典连接现实，文学就是人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有多复杂，文学就有多复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人学；关注人，就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等。读懂文学，首先要读懂作者的人生，还要进入历史现场，深入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由此看来，文学研究，广大无边。

　　现在博士研究生名额比过去多了不少，我觉得没有必要人人都要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所益处。开卷有益，没有白费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当然，如果立志问学，那就要选择正确的方法。黄侃说：“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为避免走错路，就必须放弃狭隘的专业束缚，从传统文献学入手，强调问题意识，避免任何花里胡哨的选题。

　　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概论》中说：“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学人不大看得起工具书和编工具书的工作。回忆我的老师王国维先生，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讲金文的书全部著录。他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把宋元所有的戏曲抄录下来，编成一书。所以，他研究起来，就晓得宋元戏曲有些什么东西。……他的《宋元戏曲史》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至今已成为不可磨灭的著作。因为他的东西点点滴滴都是有详细根据的。”事实上，姜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研究《楚辞》，而有《楚辞书目五种》；研究敦煌学，而有《瀛涯敦煌韵辑》《莫高窟年表》；研究历史，而有《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这样做，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础上而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好的工具书或资料长编，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严耕望先生的学术论著，多是有深度的资料长编。我曾拜访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芮效卫教授，他把《金瓶梅》视为明代百科全书，举凡相关资料，分门别类，分装在不同的卡片柜中。他的资料柜就像中药铺子的药匣子，与《金瓶梅》相关的衣食住行、市井风情、文化掌故、历史事件等海量资料，无所不包。根据选题需要，随时调阅不同的资料。无论什么样的资料长编，都要尽量做到竭泽而渔。表面看，这是一个慢功夫，但这项工作又必不可少。

　　总之，研究一本书，就要从这部书的流传版本做起，继而掌握作者的全部资料，最终要关注到作者的时代。同样，研究一位作家，要从他的年谱、交游考证做起，熟读他的全部著作，最终还是要关注他所处的时代。研究一个命题、一个专题，也是如此，都要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入手。系统整理资料，可以有助于我们走进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也有助于我们从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面相。有的时候，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历史细节里。我在《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贾谊的时代与贾谊的文学》（《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等文中，通过资料的系统梳理，分析了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大义”与贾谊撰写《新书》所蕴含的远大抱负，都是从历史细节中找到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支撑，只是汇总各类知识，四平八稳，充其量是平庸的教材。真正有价值的教材，作者一定是学有专攻的学者，其内容能反映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只是依据既有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这样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当然，做地毯式的资料收集，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或许可以做到，研究明清文学，就比较困难了。因此，如何收集整理资料，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时段，自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整理资料的方法。这是我在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时，老师们传授给我的最重要的学术方法。

　　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杜甫《戏为六绝句》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过去40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那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

　　[1]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引用这段文字，与《人民日报》所引有较大出入，现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征引。

　　[2]张羽《萧也牧之死》，见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干校记忆》（团中央“五七”干校专辑之三，2015年印刷），第241页。

　　[3]参见宁宗一先生撰写的《智者达老——跟随王达津先生45年》，载《王达津文粹》卷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魏隐儒先生的古籍经眼录经李雄飞整理，以《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为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