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价值困境及对策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价值困境及对策研究，2020年开年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火速席卷全国。主流媒体的价值在此次疫情中得到凸显，但在社交媒体的强势入场下，主流媒体的报道困境逐渐显露。本文在对此次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的价值进行分析之后，进一步对其报道困境与应对之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我国主流媒体提高报道公共危机的能力提供借鉴。

　　主流媒体一般指具备一定规模，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的主要媒体。①主流媒体作为信息集散平台、社会动员平台、舆论引导平台对于公共危机的化解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具有高风险性、高复杂性和高不确定性的事件，公共危机的发生会给国家、社会、民众造成巨大损失。公共危机发生将会导致整个社会正常秩序与状态的异化，而这种失序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重或者减弱。②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危机中，主流媒体的价值得到凸显，但在社交媒体的对比之下，主流媒体的报道困境也显露无疑，提高主流媒体报道公共危机的能力还需进行更多思考。

　　对于媒体价值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媒体的社会化功能与商业盈利功能两个方面。在社会化功能方面，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媒体的三大价值：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以及文化传承。③在商业盈利功能方面，经济学家道尔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媒体的收入来源进行了分析。④

　　在我国，有学者从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探讨媒体的整体价值，喻国明认为在新的传播技术革命影响下，传统媒介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正面临一种本质性的迷惘。⑤有学者在具体的情境下分析媒体的价值，如马晓艺分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体价值。⑥也有学者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展开研究，比如从电视入手分析电视媒体的价值。⑦还有学者探讨媒体价值的重构，如学者高键分析了媒介融合时期纸媒的价值重构。⑧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在具体情境下分析媒体价值具有较高的现实参照意义，而像在公共危机中探讨媒体价值的研究还比较少。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主流媒体作为信息集散平台、社会动员平台、舆论引导平台对于公共危机的化解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公共危机中的媒体价值、报道困境进行研究有助于主流媒体提高公开报道公共危机的能力。

　　传播价值是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价值，也是新闻媒体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信息技术的进步降解了普通公众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难度，但同时过多、过乱的信息也增加了公众辨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使得信息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在信息海量化、碎片化的信息爆炸时代，如何在纷繁庞杂、铺天盖地的资讯中及时报道真实、准确的权威信息，探索重大主题新闻报道是主流媒体思考的方向，也是其应当承担的责任。⑨

　　在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传播价值表现为发布权威信息和提供有效建议。面对纷乱如麻的信息流，主流媒体主动发声，积极设置议题，在第一时间更新疫情动态、发布权威信息。面对物理隔离等情况，主流媒体利用其核心资源和社会地位深入“第一现场”，将疫情前线的状况真实、及时地展现给公众。主流媒体同时还利用其平台资源和专家资源，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H5、Vlog等形式向民众提供有效建议、科普防疫知识。

　　公共危机发生时期，社会上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加之信息公开的不透明推荐阅读：自然基金？不及时，会造成谣言和流言肆意滋生，在逆火效应的影响下，民众充满着对权力部门的质疑与揣测，极化的民间舆论会对社会救助的展开形成阻碍。在突发事件发生，各种舆论峰起，民众无所适从之时，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为社会发展大局营造和谐正面的舆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⑩在这段时期，主流媒体的社会价值就体现在通过舆论引导平衡民众情绪，弥合社会分歧。

　　充当好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需要主流媒体依据舆情变化，及时回应民众关切，想民众之所想，忧民众之所忧。在疫情期间，武汉红十字会因救援物资分配问题陷入争议旋涡，面对民众愤愤不平、社会出现分歧的局面，央视网迅速介入倒逼其信息公开，及时平复民众情绪。此外，针对疫情期间各地管控的情况，主流媒体推出各种趣味性娱乐产品帮助民众排解压力、调节情绪，如人民网推出了健身类社交互动产品“全民客厅马拉松”。

　　在重大突发社会事件面前，新闻媒体的宣传价值表现为鼓舞士气、凝心聚力、服务于社会发展大局。尽管互联网带来媒体格局、媒体形态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传播技术更新换代，传播形式推陈出新，但优质的内容仍然是新闻媒体的中心支撑力和核心竞争力。11在这次疫情报道中，各大主流媒体坚守舆论阵地发挥协同作用，整合技术资源，创新报道方式，通过采、编、发流程的再造提升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推出优质内容，彰显宣传价值。

　　突发的重大疫情要求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共同抗疫。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在技术上和表达上进行了更多探索，通过软性化、趣味化的表达引导民众达成共识，形成全社会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氛围。如央视网结合“慢直播+移动直播+连麦云直播”等直播形态推出创新直播“为天使护航”，呈现原生态的医护人员感人故事。此外，主流媒体通过强化新媒体报道，利用“两微一端”密集式、滚动式发布新闻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

　　由于新传播手段的兴起，网络新媒体在舆论和共识形成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让本来处于中心位置的主流媒体有着被边缘化的风险。12根据QuestMobile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战疫”专题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微信小程序中查询获取疫情信息的实用工具、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类产品表现突出，在增量TOP50中占比达到24%。用户增量从侧面反映了社交媒体的价值不断凸显，在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保障普通民众话语权，聚焦情感需求。疫情期间，主流媒体较多地将镜头对准了公职人员、权威专家和医护人员等群体，因而缺乏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新媒体在技术上突破了普通民众在言论表达上的障碍，其技术优势，使网络媒体相较于制度体系和传统媒体而言更能保障普通民众的线社交媒体因其交互性、便捷性、用户主体的隐匿性使得以往“沉默的大多数”踊跃发声。微博上的“武汉日记”线万次，浩如烟海的博文背后，是社交媒体对于普通民众话语权的保障。

　　主流媒体聚焦于客观报道事实、更新数据，而较少地关注情感需求。社交媒体上用户出于悲伤、愤怒、苦闷等各种原因分享的信息则是数据背后发生的故事。新闻媒体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基于移动网络的社交媒体，对民众同理心的引导和规范影响巨大。14

　　其次，突破圈层对话限制，打通信息渠道。社交媒体突破了地理条件、物理条件带来的限制，实现了不同传播主体的“隔空”对话。这种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一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相互沟通。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传播是自上而下的传播，主流媒体在两方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但这种间接的沟通方式存在滞后迟缓的缺点。

　　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成为传播中心，政府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及时发布信息、了解民意，民众则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最新信息、反馈诉求。社交媒体突破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壁垒，使其能够实现自主对话。如国务院微信建立了“互联网+督查”平台，面向社会征集关于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在物理隔离的情况下，对话渠道的畅通保证了信息的有效流动，有助于稳定民心。

　　最后，意见领袖力量凸显，促进社会协作。意见领袖是传播网络中至关重要的节点，特别是在社交平台上，社交媒体及时、互动、无界等特点放大了意见领袖的声量。在疫情期间，专业意见领袖的及时入场，填补了民众对于疫情知识领域的空白。如深耕健康垂直领域的头部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每日推送疫情播报、制作疫情地图，及时解读关键疫情数据，向网友宣传防疫知识、澄清谣言。

　　社交媒体表达或者说社交媒体传播的更深层次，就是其社会化延伸动员社会力量和组织行动。15在动员民众和组织行动方面，社交媒体依靠其低成本、高效率等优点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促成社会协作。据数据显示，1月20日至2月8日期间，政府部门小程序用户同比增长近60%，医疗类小程序访问用户同比增长3.47倍，教育行业小程序用户同比增长近40%。社交媒体通过技术桥梁的有效衔接，主动适配场景提供服务，大幅提高了社会协作的效率。

　　相较于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大多建立了一套严格缜密的新闻采编发机制，制度化的流程确保了新闻发布的真实、权威，但同时也会限制主流媒体的发声速度，造成主流媒体传播被动的局面。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信息与谣言在社交媒体联结的网络中，舆论场人声鼎沸，主流媒体动作迟缓会失去舆论主导权。

　　诚如普利策所言，“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16。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新闻媒体承担着监视、守望社会的职责，但在此次疫情早期，多数主流媒体的沉默和忽视导致预警滞后，增加了后期有关部门进行应急处理的难度，也延后了民众采取保护措施的速度。

　　此次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传播技术受限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媒介融合时代，进行多样化新闻产品生产的困难。用户新闻消费习惯的变化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采编人员囿于技术上的瓶颈，难以生产出交互式、立体式的新闻产品。一是特殊时期，获取新闻资源的困难。受疫情期间的地区管控、疫情控制、人身安全、交通运输等影响，记者难以从事面对面采访和现场调查，新闻资源的采集需要利用技术手段获取。

　　此次疫情期间，各大主流媒体严阵以待，全方位布局展开报道。但疫情事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它属于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采编人员难免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难以对疫情动态、关键数据加以解读，也难以向民众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专业知识的短板限制了新闻报道的深度。

　　面对社交媒体的鞭挞，主流媒体若想掌握舆论主导权、克服以上困境，不妨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坚持内容为王，建立全媒体采编队伍。不论传播载体如何变化，优质内容始终是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社交媒体为网民赋权，技术门槛的打破使得人人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这种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快”字当头已经越来越失去竞争力。因而，社交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需要坚持内容为王的核心理念，培养建立一支能够适应多样化新闻生产的全媒体人才队伍，生产真实、及时、客观以及满足“食客”口味的新闻产品。

　　第二，与专业机构合作，打通技术和知识壁垒。主流媒体如果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新闻生产，在一些特殊的领域难免鞭长莫及。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新闻产品，主流媒体可以选择与科技企业合作打通技术壁垒。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新闻报道，专业人才的加盟能够与采编人员的专业知识短板互补，从而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强调互联网思维，主动介入适配场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想成为“被需要”的媒体就必须强调“互联网”思维、利用好5G技术。5G让人、物、信息共同连接在一个网络当中，数据成为核心资源，在5G网络中高效传输。16主流媒体需要充分利用好受众基础和公信力优势，针对受众的个性化需求，积极主动地适配场景，通过互联网连接一切的功能，在用户与供应方之间搭建桥梁、搭建平台，从而提高用户黏性和依赖度。

　　全球传播时代，传统社会不对称的、单向性的、局域式的传播格局被打破，隐匿的公众由后台走向前台，形成了多极化传播格局。17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社交媒体的入场加大了主流媒体进行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难度，但社交媒体同时也为主流媒体带来了杀出重围的曙光。面对新的传播格局下的公共危机，主流媒体需要拥有更大定力和更强能力，主动对接社交媒体，积极探索，化被动为主动。

　　①石长顺，梁媛媛.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构[J].编辑之友，2019（2）.

　　②武慧芳.地方媒体在本地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探析——基于“事实-价值”模型[J].中国出版，2016（14）.

　　③哈罗德・拉斯维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⑤喻国明.新型传播方式的崛起与传统媒介的价值落点[J].新闻与写作，2010（07）：57-59.

　　⑥马晓艺.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媒体价值[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9）.

　　⑦陈智勇，戴剑平.网络时代背景下对电视媒体价值的再认识——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例[J].传媒，2015（8）下.

　　⑧高键.纸媒转型与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价值重构[J].新闻界，2015（15）.

　　⑨郭晓菲.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创新融合路径——以“荔直播”为例[J].传媒，2019（10）.

　　⑩万光政，陈国兴，阮浩勇.彰显媒体价值、打造责任媒体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记者，2012（12）.

　　11张金桐，屈秀飞.媒体融合的演进逻辑、实践指向与展望[J].当代传播，2019（3）.

　　12陈辉，李钢，李威.主流媒体的网络舆论发声与引导策略研究 [J].现代传播，2017（7）.

　　13刘小燕.社交媒体在社会事件中的“动议”释放[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

　　14赵新宁.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同理心引导的差异——基于江西丰城电厂事故和深圳罗尔事件的观察[J]当代传播，2017（2）.

　　15刘小燕.社交媒体在社会事件中的“动议”释放[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

　　16黄楚新.5G条件下主流媒体如何占领传播制高点[J].科技与出版，2019（12）.

　　17陈虹，秦静.多元语境中的话语场：危机传播研究新视野[J].编辑之友，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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